補習無助成績 「天王」全靠宣傳

現代教育補習社宣布掛牌上市，這個決定必然有利現存股東。可能這是比銀行借貸成本還要低的擴充方法，又或者現存股東希望利用新股東注入的資金，來減少自己的投資和預期損失。

我們暫時無從引證，但如果我們從一個可能存有偏見的角度看，認為補習社的興旺是反映日校教育制度的失敗，那麼現代教育的股價將會成為投資者對正規教育制度的不信任票。但如果補習社真的是針對日校制度的不足而跑出來的話，現代教育自己又怎麼會同時間營運正規日校呢？

日夜校齊辦代表着多樣化經營，提供不同服務。再者，在我這個內行人的眼中，補習社的興起並沒有改善普遍學生的分析及語文能力。在大學裏任職的導師亦持相同意見，這樣看，近八成中學生光顧補習社又獲得甚麼服務？

日校低分學生 成補習社商機
學生接收的服務當然視乎老師的個人決定，所以，最終問題離不開日校老師與補習社老師各自面對的不同情況。由開學那一天起，日校老師所面對的學生不單止數目固定，而且還缺乏流動性，因為學生轉校是非常罕見的現象。日校學生亦很少機會有權要求校方更換老師。在這情況下，老師與學生在配對上產生問題便在所難免。老師有兩項選擇：（一）維持整體學生學術水平，花較多時間於一些水準較低的學生身上，（二）爭取公開考試A級成績數目，把潛在優異生作為設計教材筆記和講學模式的對象，放棄在班內水準較低的同學，亦即是出賣後者的利益。

只要資助學校不能合法地把爭取最高金錢利益作為其經營目的，自然地這些學校會改去爭取非金錢利益。依賴學生的A級成績來作品牌效應便是常見的後果。大部分被漠視，被放棄的學生便成為補習社的商機。補習社的成功在於它不搞精英，盡管很多補習社都慣常地在廣告中標榜奪A目的，但對象是針對一般大眾學生，帶給他們一點不離不棄的感覺。所以，筆記內容必須顯淺，一望即明，減低學生爭取成功感的交易費用。

筆記特別顯淺 增學生成功感
但膚淺的教材難以應付公開試的要求，補習社老師於是面對另一問題：怎樣說服學生筆記內容經已足夠？老師自己的財富便成為一項有關的保證，又如「座駕法拉利」，「自住凱旋門」及「多次貼中考試題目」等演變為「天王」的徽號，成功人士的代表，大大增加筆記的權威性。簡單來說，「補習天王」必須依靠信息費用的存在才能出現。

以教材吸引選書 合法「賄賂」？

上周閱讀有關學校教科書分拆定價的報道時，方才發覺出版商在今天香港教育界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幕後教科書「老大」。

它們提供的教材包括教師用課程、備課手冊、作業及答題、答題紙、試題庫、評估課業指引、專題研究、教學進度表、教學用途、資源庫，以及網站支援。

在以上範圍外，老師對於知識傳遞這方面還作出甚麼個人的貢獻呢？

拒透露教材價錢 為甚麼？
這些所謂補充教材都是針對老師的需要而出現，亦即是替老師擔當部分教書責任，以非金錢回報作類似「賄賂」的行為。在現今的法律下，這令人懷疑是合法的賄賂，藉此吸引校方選書。

在新學年適用書目表中，共有20套課本分拆定價，分拆後的輔助教材有明顯的價錢，這代表着在分拆前，出版商「免費」提供給老師的教材明顯地存在市場價值，當然可以被視為送禮的一種。

出版商拒絕分拆是盡量隱瞞「免費」教材的商業價值。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發出最後通牒，以政府招標出版課本來威脅出版商分拆課本和教材，以制止這類可能屬「變相賄賂」的經營手法，改變出版商之間競爭的遊戲規則。

以經濟手法 解決法律問題
由於這牽涉的人太多，以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的交易費用太高，因此，便由教育局以行政方法來處理會較「經濟化」，學校當然不願被指為受賄的一方，所以它會盡量貶低那些「免費」教材的價值。

有記者報道，受訪「校長坦言不少輔助教材根本用不着，但書商隨教材送到學校，最終只有接受。」而孫明揚亦似乎非常積極地保護校方免受事件牽連，強調「老師傾向使用自製教材，甚少使用書商餽贈的教材。」分拆定價本身未必能阻止書商推銷手段。

課程愈複雜 老師愈依賴教材
有出版社向學校推出優惠，只要校方選用其課本，網站支援的年費便可由正價2萬元減至1,200元，費用大減94%。象徵式收費與「餽贈」在程度上分別不大。只要老師對「免費」教材需求愈大，書商從中獲取的溢利便愈高，而分拆便愈難發生。老師對教材的需求跟科目的複雜程度成正比。科目的複雜程度當然跟高低班而定。因此，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推斷︰

低班課本跟教材分拆會較易發生，而高班課本分拆則較難。事實完成符合這個推論。有16%小學課本與教材分拆定價，而中學課本則不足3%，後者可再分為初中和高中。初中850多本書中，有39本已分拆，但新高中課程的830多本書當中，只有3本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