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業納社會福利 政客妄想

近期本港豪宅價格急升，在缺乏充分證據和理論支持下，政界突然跑出，站在舞台上大喊擔心豪宅價格會拖高中小型單位物業價格。故此，議員紛紛要求政府遏抑樓價，讓夾心階層享有置業的機會。奇怪地，沒有一位議員談及現時夾心階層的居住環境條件，或租金水平跟中位收入的比例這類問題。

居屋原意 改善居住條件

假若居住條件尚且過得去，租金亦屬合理水平的話，那麼置業為何會被這班滿腔熱忱的議員視作一項迫切問題呢？在房委會舉辦的集思會中，贊成復建居屋的一方不自覺地已經把置業當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項有關元素，彷彿方便市民「上樓」是成立政府的原因之一。

把置業納入社會福利的範圍是全球首創思潮，是本地議員和各政黨的妄想。

政府推出居屋的原意是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不是幫助市民「上樓」，把居屋出售是為着減輕政府建造居屋上的財政負擔而已。曾俊華曾經說過，若地產市場出現不公平，政府將會果斷主動介入市場。但巧妙地，他避開解釋甚麼為之「不公平」。就市場的競爭準則而言，立例收緊樓宇按揭成數完全沒有改變價高者得這個事實。

據房署提供的資料，現時有8.2萬個家庭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但又負擔不起200萬元以下的私樓。

基於以上數據，李華明便認為購買居屋是這些家庭的「唯一出路」。

這個結論是基於多項假設，包括（一）租屋住是一條死路，（二）這些家庭永遠停留在低下階層，子女成長後絕無出人頭地的機會，（三）不論樓價（或租金）有幾不合理，這些家庭仍然會被迫留港居住和工作。這明顯是對現時低收入家庭的歧視。

勾地用途設限 打擊意慾

另外一個爭議中的課題是關於增建居屋對私樓價格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我未有資格下定論。

但地產界卻相信復建居屋將會對私人樓價不利，因此，地產商不時發放甚麼調查報告，指近日樓價已出現回落迹象，促請政府切勿出招遏抑樓市發展。

而發展商更打蛇隨棍上，既然有人認為豪宅價格過高，那麼只要政府降低勾地價，發展商便會投得更多地皮，增加豪宅供應，豪宅價格便自動下調，政府才沒有這麼笨！

民建聯則提議政府在推出土地時，可考慮加入條款，限制土地用途，只可興建中小型單位，目標買家是中下層家庭。若地產商覺得推出這些單位會影響他們手頭上的物業價格，他們當然沒興趣勾出這些地皮，民建聯提議的供應自然缺乏需求。

醫生薪酬官司 背後經濟理據

公立醫院醫生向醫管局追討超時工作補償，終審法院裁定醫生超時工作不會有額外補水。而醫管局的上訴，認為醫生假期時候召工作，應以每小時計算候召補償，則被駁回。結果，醫生於假期時候召，可獲補足一日假期。前後兩者的裁決，完全符合高斯對公司本質的有關經濟分析。

面對困難叵測 難劃一時薪

首先，合法假設醫生一周工作44小時，但又列明醫生須超時工作。不論超時多少，一律獲得3,500元的額外津貼作補償。醫生不滿之處在於現時一周平均工時已超過80小時，要求法院決定超時工作津貼是否合理，便需要到法院知道有關醫務人員供求的信息，方可訂立醫生一周工作80小時的正確公價。在信息費用這個局限下，法院自然拒絕插手，香港法律尊重私人立約的權利。若醫生不滿合約內容，他們大可選擇辭職。

公立醫院醫生供應減少後，工資自然會上升。因此，公立醫院醫生現時的月薪加津貼是否公平地反映醫生每周工作80小時的合理報酬，大可由市場機制自行決定。但另一方面，醫生合約倒不如以時薪計算，多勞多得，問題便立即消失。不談虛報工作時間這個監管難題，以每小時算工資比以每月（或年）算工資所牽涉的交易費用高。在勞力市場裏，獲得高薪厚職的人士不單止提供稀有的技術，他們要應付的事項亦較複雜，需要即時作判斷，固難被其他人取替，身價自然高。但這些複雜事情亦同時較難事前在合約上一一表明，所以很難就每項事務作價。醫管局不可能就所有想像得到的病人狀況一一在合約上列明及分別作價。亦因為這個原因，醫生每小時要應付的問題很難會不停重複。既然醫生每小時須提供的服務變化叵測，把醫生的時薪通通劃一實在有點兒不合理。

低交易費用 每月定價符原則

以一段較長的工作時間來算工資卻較容易達成，醫生每個月需要應付的事情到下個月會重複的機會較大，事先就未來一年定下每月工資所需的交易費用亦較低。至於醫生在假期時候召，情況等如醫院在公眾假期仍然要求對醫生有行使權。這一點充分反映高斯對公司主質的理解。

老闆以月薪支付員工，並不是直接換取員工每月提供的服務，而是老闆在每一個月內有權自行單方面決定員工是否需要提供服務。當然，老闆要求的服務必須事前在合約上受到限制，老闆以月薪來交換這個有限的行使權。同一道理，醫院亦需要付出一點來爭取這個行使權，醫院最後是否要求醫生工作與這項交易無關。

經濟理論欠驗證 虛有其名

上周不少報章講及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不約而同地把今屆其中一名得獎者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視為與張五常師出同門。甚至連科大教授亦以為兩人學說屬於同一派；這是一知半解下易犯的錯誤。

如果只因為威廉森與張五常在組織結構這個相同課題下作出畢生研究，便把他們視作同一派別，那麼兵與賊也是同一派別，因為兩者都是拿槍的。

諾獎得主︰生產難靠私人合約

威廉森的拿手好戲是指出很多合作生產都難以依靠私人立約進行，因為會出現有人中途「縮沙」這個風險。據威廉森之見，合約期未滿前中途退出是一種卸責行為，以拒絕履行合約作威脅來剝削對方，希望藉此可以分佔多一匙成果。這些卸責或欺騙行為可以在立約前或立約後發生，故此必須受到監管。

市場運作要監管，公司內部運作亦要監管。對於行外人來說，尤其對於立法會議員而言，監管這兩個字可能非常入耳。監管帶給政客佳餚美食。

高斯與張五常從來不由「卸責」入手。原因是卸責毫不稀奇。經濟分析假設我們每一個人必定自私。既然自私，又怎會不卸責，不剝削對方呢？再者，監管者會否全力以赴，亦是一個問題。經濟分析絕不可能假設監管者本身大公無私。

監管者自己亦會有卸責的可能性。因此，監管者亦須受監管。如此類推，只會出現無窮無盡的監管。那麼，最後剩下誰人會親身從事生產呢？

高斯和張五常一早便已經看透這個致命的漏洞。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卸責的出現其實視乎責任是否在合約中事前被界定清楚，和每項卸責的罰則是否足夠地嚴厲。

張五常︰能否廣泛應用成關鍵

威廉森非常富有想像力，能夠指明在眾多的合作生產事務上，可以出現五花八門的卸責行為，使到分析在理論層面之上，有多種變化，深受只懂理論的所謂學者熱烈歡迎，大大提升了他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

張五常則表明，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在乎它是否能被廣泛地應用於不同情況來作正確推測。若不同情況需要到不同的理論來作解釋，理論便失去它的普及性，亦即是說，它的用途便被大大削弱。

任何一位科學家，都必須具有不斷尋找新事物的決心和毅力，用事實來挑戰現有理論的推測，讓事實來決定我們是否需要新理論來作解釋。

純理論家當然對張五常這番話不感興趣。因為在「新制度經濟學」這個課題上，理論明顯供過於求。在沒有經過事實驗證的情況下，任何理論都是多餘的。

顧慮「經濟牌」 民主黨總辭難

金融海嘯發生後，香港普遍市民或許比以前更留意到要求2012年普選會帶來的代價正在急升。取捨這個局限條件在真實世界中永遠揮之不去，任何選擇必有其代價。

民主在某情況下是經濟物品，飯碗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是經濟物品，我們貪心，固希望兩者都能去擁有，但事實不容許。

經濟轉佳 爭普選民情減

人民幣債券在港發售，金融從業員徹底感受到中央政策與香港金融業務發展的關係。中國公民被容許到港投資豪宅的勢頭，肯定對樓市有刺激作用，全港業主舉手歡迎，零售業受到自由行的恩惠更不用提。

泛民主派亦應該察覺到，市民對迫使政府交出2012普選方案的興趣有可能下滑，燃眉之急，議員應該開始着手探究選民對政府施政其他方面的不滿之處，重新布陣發炮。

草根支持者眾 社民連代價低

這一點，我個人相信社民連亦知得一清二楚。所以，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社民連針對普選而提出「五區總辭」，變成一項十分有趣的學術問題。若需求定律能繼續發揮功效，它會含意着社民連對此舉所付出的代價必然非常低。即是說，他們會預期到，在辭職後，很快便會再當選返回立法會上。那麼，社民連必須有一班固定擁躉，而這班Diehard Fans亦必須認為普選方案對本港經濟所帶來的威脅，沒有甚麼值得他們在乎的地方。

原因有一個可能性，他們的收入與香港整體經濟表現無關。在所有經濟結構轉型中，財富再分配是離不開的問題，結構性失業與宏觀條件無關，並不是一些周期性問題。被經濟轉型奪去收入的人士，很少機會能受惠於中央開放政策替香港引來的商機，擲蕉和粗言穢語這些把戲便成為社民連替他們在立法會上發洩的服務。而五區總辭對社民連絕非甚麼釜底抽薪之法。

民主黨總辭 猶提早出局

它只不過是一項清楚信息，讓大家明白「經濟牌」對社民連起不到甚麼作用。相反，民主黨的支持者平均收入較高，亦較易接受「經濟牌」。這些改變令到一些只顧爭取普選而漠視其他民生方面的議員，下屆當選的機會驟減。故此在下屆選舉前，他們必須盡法找出目標選民的其他有關需要來張鼓升旗。現時請辭便等如提早出局，代價很高。

民主黨與社民連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必須顧及政治和經濟，在這兩方面要小心取捨。李柱銘既然不當議員，力推總辭代價自然會高。

結構產品趕客 資金回流股樓

所有出於金融市場的結構性產品或衍生工具，都必須指明在甚麼市場環境下，產品持有人可以有權根據某項事先指定的方程式收取利益。因此，在購買這類產品時， 買方所付出的金錢並非代表從對方身上交換到一些確定的權利。這是與我們一向明白到的商品交易最大的分別，你購入一所物業時，你即時享有3項權利。第一，你 享有使用權；你個人有權決定將該物業給予誰人使用。在法律，其他人無權左右你這個決定；第二，你有權出租物業來賺取租金收入，你有收入權；第三，你有轉讓 權，可以在沒有政府價格管制下以市價將該物業賣出。

股民不能參與公司營運

樓宇買賣只不過將這3項有關該物業的權利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至於買股票時，散戶只能得到轉讓權。而收入權則視乎公司董事局對派發股息的有關決 定，很多所謂學者大概認為股價已經反映公司的派息政策。所以，股票持有人的收入權是否受到清楚界定並不重要。收入權未獲事先清楚界定的原因，在於散戶無權 參與決定公司日常運作上所牽涉的資源使用問題。這些運作往往與資金調動有關，若散戶的收入權被硬性地確立，公司能夠有效地運用資金的空間便受到更多限制。 但上市公司的形成是基於分工合作的道理，非專業人士貢獻資金來當股東，而專業人士則貢獻眼光、判斷，和勞力來當管理層。兩夥兒共同合作賺錢，在這個合作關 係上，股東必須授權管理層決定資金運用。固此，股東自然地亦必須放棄要求定時收息的權利。最後只能擁有明確的轉讓權。從權利的角度看，任何財物的市值會等 於給予買家每項權利的價值加起來的結果。大市波動下，股價便取決於轉讓權的帶來的利益。物業則不同，樓宇的價格會受到使用權（例如自住）的價值和收入權 （租金所得）的價值支持。因此，大市下滑時，物業價格跌幅較股市價格調整為小。

市場透明度低 削轉讓權

結構性產品跟股票相似的地方，是它只給予持有人轉讓權。持有人無權利用產品的使用來換取收入，因為產品本身完全沒有用途可言。但大部分結構性產品給予買方 的轉讓權，往往因為缺乏透明度高的公開市場而被嚴重削弱。當產品持有人完全不懂從哪裏可以出售產品時，情況便等於沒有轉讓權一樣。投資者應該已明白這個道 理，故把資金調回傳統的股票和樓市裏，令到大市跑過實質經濟表現。

政府少干預市場 減官商勾結

新世界發展（00017）董事總經理鄭家純和執行董事梁志堅，試圖以司法覆核為理的花招，拒絕出席立法會調查梁展文事件聆訊，目的似乎是為着逃避回答立法會，有關梁展文從那方面能帶給新世界一些商業價值這類的問題。

一位政府高官離職後的商業價值，在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早前於中文大學發表的演說內，完全沒有出現過，他確實在演說中曾指出施政應以民為本。但這不過是指明特首應負的責任，並不等如參選特首的個人理由。

當然，唐英年絕不可能愚蠢到談及一位特首退任後的商業價值會否急升，這個敏感問題與內地新聞傳出的官商勾結事情完全是兩回事。

蘇聯瓦解 軍人變犯罪首腦

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在70年代開始推行改革，逐漸引入產權制度，他明白到人類自私自利這個動機，需要在適當的制度環境下，才可以發揮互利的功能。

但任何制度，改變一開始必然導致財富分配產生相應改變的局面，依賴舊有條件發財的利益既得者，必定反抗改革。最重要的，還是在未建立新遊戲規則前，貿然粉碎舊有制度，很容易令到武力使用成為重新界定權利的競爭準則。

緬甸這個貧窮國家，多年來受軍人統治是一個例子。蘇聯瓦解帶來的麻煩更大，一向以鐵幕手法鎮壓人民的前蘇聯，必須依賴大批軍人和秘密警察來運作。突然間，中央政府一聲說再見，讓周邊其他附屬國家紛紛獨立。之前跟政府打工的軍人和秘密警察面臨失業，於是組成黑社會，利用他們一向擁有的技能繼續發財，令到今天的俄羅斯和所有巴爾幹半島的國家經濟停滯不前，而這些前秘密警察不少已榮升國際犯罪集團首腦。

干預少 商人不必勾結官員

鄧小平指出，必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便是一開始清楚地將一些控制企業運作的權利，交給有能力足以阻礙改革的政要人士和地方官員，來交換改革能夠順利被通過的機會。只要這些控制資源使用的權利，日後得以轉讓，企業管理最後會落到有能之士的手中，這是我個人理解中國改革的看法。

官商勾結的必須條件，是政府有權干預市場，政府有權影響營商環境，間接地影響生產運作。港府現時干預市場的能力遠不及內地的情況，商人用不着勾結在職官員。

叻人為政府效勞 自我增值

況且，高官離職後，大可名正言順地加盟商界，將他對政府長遠發展計劃的認識，來幫助私人企業發展。這樣，加入政府機構便可成為有效的自我增值橋樑，從而更加吸引唐英年口中的「叻人」為政府效勞。

要做好領袖 聆聽絕不夠

上周唐英年在中大以「領導、包容的藝術」為題的演說中，出現不少令人費解的疑問。首先，他講及的「領導」並非單指政府機構的最高領導，而是一個社會的領導人，影響社會民生的最終決策者，整個演講內容的基礎假設是唐先生認為香港社會運作需要一個領導人。

以民為本 達致市民分工

他描述的領袖，必須聆聽各階層聲音，不可以堅持「我煮乜，你食乜」的心態，應該讓「市民食乜嘢，點樣煮，都有份話事。」可是唐先生在演說中一開始便已經指 出領袖制定政策必須以民為本。若果這個大前提已經一早得到共識，市民已經放心這位領袖會以他們的利益作依歸，自然地大家都會樂意授權這位領袖替我們作決 定。參與「話事」絕非一份免費午餐，它需要大家花時間，花精神。

專業決定 仍需倚賴精英

「以民為本」的理想結果是達致分工合作，市民各自奔跑照顧自己的私人利益，而領袖則全力監察共同整體利益。例如，當聯儲局或歐洲央行調整利率時，我們從來 沒有看到市民遊行反對。大家認為這是因為市民「有份話事」決定利率嗎？我們互動地接受當局的決定，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並非專家，對銀行業運作和宏觀調控並沒 有深入的理解，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不願意花時間、花金錢去明白這些複雜的事情，我們於是接受一些精英的決定。我上館子用餐，因為我「唔識煮餸」。在那裏 「點樣煮，邊個煮」，我何來「有份話事」呢？如果廚師本身未夠功力自行決定「點樣煮」，不論餐廳給予食客多大的「話事權」亦會無補於事。所以，若政府官員 未達「精英」的要求，市民又怎會放心？從這個角度看，唐英年指香港早已告別精英政治，反而令人擔心。另外，假設唐先生心目中的領袖暫時放棄私利，着眼大 局。再假設這位領袖是「一個好的聆聽者，放下身段（領袖的身段為何會出現在演說中？）聽取不同及反對聲音」。

衡量不同聲音 欠量度值

但唐先生沒有講出怎樣衡量這些不同聲音的重要性，在社會裏，你爭我奪，實屬平常。勝負須視乎遊戲規則而定。在立法會上，有人嘗試以聲量作準則。但聲量難以 反映某些意見的重要性，在市場競爭下，競爭者需要付出價錢。而價錢能有效地量度競爭者心底裏的價值，政府遊戲正好缺乏量度價值的工具。以示威遊行為例，從 示威人士數目多少，我們或者可以估計他們對交通帶來的損害，但卻難以推算他們所反對的措施會帶給他們多少損失。作為一個領袖，「聆聽」是絕不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