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客撑場 港鐵加價有理？

港鐵根據「可加可減」機制，決定6月加票價。市民當然跑出來批評港鐵此舉不負責任，嚴重地影響民生。

不少報章針對港鐵去年盈利96億，指摘加價漠視市民負擔。但從生意角度看，盈利上升正好是提醒商家加價的最佳信息。可是，不單止報章甚至乎中大學者，都通通在分析上犯了一個基本錯誤，把局限和決定混淆一起。

港鐵賺錢 仍可加價

「可加加減」機制下的票價調整方程式作用是指明在一些宏觀條件的約束下，限制着票價調整幅度。這代表港鐵考慮加價時須面對的局限，不等如決定。中大學者指出，「公式就是這樣計，港鐵賺錢不代表不可以加價。若巴士票價方程式計算結果高於百分之二，不排除巴士公司最終要求更高加幅。」

以上說話完全避開解釋港鐵加價的決定，亦沒有弄清楚巴士公司的反應。這是學者一貫的風格，勇於在報章發表一些缺乏內容的見解。

三巴攻港客 難貿然加價

根據統計處公布的運輸服務業工資指數，以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九巴亦有權向政府申請加價，但它表明現階段沒有加價計劃。

九巴與港鐵在選擇定價上的分別，某程度上跟據麥當勞與Burger King的分別有點兒相似。

內地遊客對本港零售業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加上深圳居民可以自由來港購物這個因素，港鐵與巴士公司的目標客路差距更加擴大。

內地遊客對港鐵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是促使港鐵調高票價的原因。而三家巴士公司主要服務本港市民。在香港經濟仍未復甦的情況下，它們不會貿然加價。

況且，港鐵加價會令一些市民轉乘巴士，對巴士公司有利。

其實，當香港零售業開始變相成為對大陸的出口服務業後，港鐵亦會相應地提供類似的出口服務給內地遊客，方便後者購物。這些專程到港購物的遊客，由於留港時間短，所以會較願意花較高價錢乘坐地鐵，來節省交通時間。

留港短暫 願花錢買時間

類似分析亦可以讓我們明白Burger King和麥當勞在套餐定價上的不同策略。與「散叫」相比，任何套餐價都必然包含汽水薯條的優惠價，用以推銷套餐。麥當勞的食品價格比Burger King較低，固目標顧客的收入亦較低。收入低，娛樂的選擇較少，顧客因而會花較長時間逗留在餐廳內，比較不同選擇的價格，為着刺激消費，麥當勞會在較貴的套餐裏隱藏着較便宜的汽水薯條優惠價，Burger King的目標顧客會有較高收入，時間較寶貴。

為方便顧客盡快下決定，Burger King把汽水薯條的優惠價在不同的套餐上通通劃一，省去顧客細心比較價格的煩惱。

同「包」不同價 可誘消費者

連鎖式快餐店傳統上的功能，在於方便來自不同地方的顧客，降低他們在挑選食物時須付出的信息費用。做法是盡量推出劃一化的菜單給顧客選擇。在不同餐店內，除食物選擇劃一外，還有價格劃一，服務運作劃一，連裝修也劃一。這種策略特別針對時常往返不同地方的顧客，令他們不用費神去適應不同地方的飲食習慣。

非中央集權 減信息成本

好幾年前麥當勞推出的套餐，大部分都是劃一價格。顧客可以純粹考慮自己的口味，而毋須花時間比較價格，今天，這個傳統策略在香港這個密集都市已經過時了。設在屋邨商場裏的麥當勞明顯地並非為着招呼外國遊客來運作，若把着眼點集中於本地市民，這些連鎖快餐店的傳統功能便會變得多餘。這樣，每所分店便須被迫跟周邊的餐館一起競爭，掛上同一招牌的連鎖快餐店再不像以往般聯手合作，一起減少顧客的信息費用，反而需要各自拼命求存。

我們或有機會犯上一個普遍錯誤，以為品牌代表公司，價格與服務必定是品牌管理層下達的決定。在不同地點定下不同之價，是一種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經濟學中的定價策略）的表現。故此，有市民投訴大家樂的某項早餐，在沙田第一城的定價比起秦石邨分店價錢較高，「質疑是否第一城的市民消費力較高，便要捱貴早餐。」但從來卻沒有人投訴不同位置的連鎖便利店，貨品售價不一這個現象。可能大家一開始便了解到招牌本身只代表供應商，貨品價格則由每所便利店自行決定。這種定價方式比起由中央全權制定更方便，涉及信息費用較低。

老闆不再 漸變供應商

同樣理由，要同一時間管理全港所有麥當勞分店，監管費用實在過高。若合約賦予每所分店有限度的自主權，整體運作會較有彈性。但在這種營運方式上，麥當勞的管理層，角色上會出現變化，開始離開「老闆」而朝向「供應商」那方面去。他們在個別食品價格上，可能已經無權再管。這個分析可以解釋到豬柳蛋漢堡在麥當勞官方網頁上的原價為12元，但在中環國金二期的麥當勞分店則需要13.9元才能買到手。

至於不少分店未有在價目表列出「散叫」食品價錢，據稱麥當勞並沒有回應，可能他們對分店運作，不太了解。套餐與「散叫」售價之差，代表附加汽水和薯條之優惠價。在一些列明「散叫」價的分店裏，我們可以觀察列於不同包類當中「散叫」價愈高，優惠價（以百分比計算）便愈低。這是刺激顧客消費的一般伎倆。因此，這個優惠價的金額會因套餐而異，有可能惹來顧客投訴，這是不列明「散叫」價的原因。

消防貢獻難量 阻更新裝備

在任何組織裏，掌管資源分配的決策者，必然會利用這個權利替自己爭取得益，縱使我們不談貪污受賄這類行為，普遍地，資源會被分到一些可以讓決策者替自己大肆宣揚的用途上，標誌着自己對組織的貢獻。管理層的貢獻在於事先作好部署、制定草案，令整體運作有系統化，讓前綫工作人員依靠既定程序從事。

成果可量化 才可增資源

上述的簡單分析可以提出一項能夠被事實驗證的含義，若我們尋找到某一些情況會削弱決策者在事先部署上能夠發揮的貢獻，我們便可推測到，在那些情況下，資源投放會或多或少地被刻意忽略。

上周長沙灣一幢舊式工業大廈起火，又有一名消防員殉職。消防隊對社會的貢獻，一向較難量度。我們需要先假設在一宗火警上，若消防隊沒有到場救火，由市民自生自滅會構成的潛在損失有多少。消防隊的貢獻便視乎他們能把實際損失由潛在水平縮減多少。缺乏有關任何一宗火警會導致多少潛在損失的資料，我們便無法準確地量度消防隊對社會的貢獻。

相比下，警隊的貢獻較易量度。警方可以報告他們起回多少贓物，或搜到多少毒品，及指出這些毒品的市值作為一些指標來量度他們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到政府官員會願意相對地分配較多資源到警隊身上。至少，近年來報章沒有發表過警隊裝備落後而令前綫人員身陷險境的投訴，但3年內接連4名消防員殉職。

政府承諾於去年底全面替消防員更換新煙帽呼吸輔助器，但至今還未落實。有消防員埋怨更換裝備不及時，害死同僚。政府高官當然不會承認資源分配與前綫人員殉職有關。因為火場的環境難以預料，高官永遠可以直指起火現場防火設施不足，存放過多物品和過分擠迫為罪魁禍首，藉此逃避責任。

「貢獻」難被估值 裝配致被忽視

再者，火場變幻莫測，消防員要擁有足夠判斷力應付爆炸、毒氣、倒塌和迷路的處境。因此高官便較難藉着消防隊的表現來誇耀自己的貢獻，因而亦不會落力替消防員爭取資源。

政府醫院設備一流，因為有數字記錄受惠病人數目，高官可以大談新儀器救活多少入院病人的生命。但救護車則九流，因為送院途中的病人或傷者情況難以被決策者事先估計。改善救護車帶來的貢獻亦難以猜測。跟處理消防員裝備事件一樣，決策者自然不會太着急。

警察粗言無大礙 醫生則不

警察投訴科於09年共接獲4,000多宗投訴警員個案，較08年急增六成。而在這4,000多個投訴中，近八成涉及疏忽職守、粗言穢語或行為不當。

少講粗口 無助加強執法

處理這類投訴，警方當然需要重新撥派資源，犧牲了其他事情的處理。這八成的投訴當中難免地會包括一點公報私仇的成分。盡管這類投訴最終或許能改善警隊對外的言行舉動，讓前綫人員化身為親善大使。但叫警務人員在執法期間少講粗口，又何以見得能增強他們在維護法紀上所作出的貢獻呢？

執法的基礎永遠是建基於以暴易暴這個簡單道理。香港警隊並非甚麼輔導組織，他們的職責不是安慰受害者，而是靠武力和腦力去防止再有人受害。出色的警務人員不需要溫文爾雅地去明白受害者的悲慘心情。相反，他們必須盡快（即是當受害者還未收復心情時）從受害人的記憶中拿準綫索，明白犯罪者的心理，來猜測犯罪手法，幫助其他人。

警力花費 讓社會向前運作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人類花費發展警力，是為着社會能夠繼續運作所涉及的交易費用，「繼續運作」是向前望的意思，已經發生了的不幸變成往事。替受害者討回公道不代表可以自動保障社會日後的運作。因此，警務人員的專長是去了解潛在犯案人士的心態，不是減低受害人的慘痛。所以，我相信警隊不會花大量資源去監管和處分粗言穢語這類無關行為。但醫生講粗口則含義甚廣。

一般而言，醫生的職責不是防止再有人發病，而是幫助病人對抗疾病。換言之，除了傳染病外，醫生提供的服務是給予個人，而警隊的貢獻則是針對社會整體運作而發揮。警方介入，必須首先掌握受害人的損失，方可展開調查。但病人上門找醫生，往往因為自己不知道發了甚麼病，要靠醫生找出答案。

粗口降醫生可信性 守則嚴禁

若警方漠視受害人的感覺，因為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證據和疑犯身上；但醫生為着尋找病源，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身上。而醫生在病人面前講粗口會反映對病人莫不關心，影響到醫生作出判斷的可信性，這便解釋到醫生守則指明禁止醫生在病人面前粗言穢語。

醫生的可信性，在信息費用存在的情況下，是唯一賣點。而警隊在緝拿疑犯的判斷力最終會受到整個法律程序的審查來確定。警方辦事能力，會比醫生診症較易被市民認同；粗言穢語對前者影響會較小。

《歲月神偷》爆冷揚威 影業失算

撰文:陳德廉 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
欄名:經濟解釋

在柏林影展獲獎的港產片《歲月神偷》，話說由於該片商業味道不重，故籌集資金出現問題，需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的電影發展基金批出三分一資金，方能成功開拍，但卻在柏林影展放映時，座無虛席。完場時，更掌聲雷動，觀眾拍掌達5分鐘之久。

本地冷淡海外奪獎 市場失效？

能夠引起觀眾強烈反應，明顯地代表着電影本身確具商業味。不少報章把《歲》在海外奪獎打造為市場失效的例子，認為電影行業過分計算市場因素，忽略以真摯感人的情懷來打動觀眾，因而令到一些小本製作經費不足，無法開拍。

這個說法犯上嚴重誤點，因為以溫情帶出笑聲哭聲本身便是一種物品，只要有觀眾入場，這類物品的市場價值便可以被反映出來。所以，本地製片商並不是過分計算金錢回報，反而是未能充分地確定到所有帶來金錢回報的可能性。

以《歲》片為例，它獲得的獎項是針對14歲以下的兒童觀眾而設的「Kplus」水晶熊獎。因此，在外國評審團眼中，《歲》的目標觀眾自然是由家長攜同入座的兒童，我相信由本地製片商去估計這個潛在市場的大小，會是非常困難的嘗試。若行內的專家辦不來，港府官員作為門外漢，也肯定幫不上甚麼忙。若由政府出力支持本港中小型電影業發展，極其量政府只能運用公帑協助影片製作。

在探求影片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這個問題上，港府比行內從業員必然面對更高的信息費用。甚至乎身為男女主角的任達華和吳君如，亦沒有花時間出席當地頒獎典禮，便足以反映演員自己亦缺乏對潛在市場的認識。亦即是說，《歲》在海外的成功，是行內人士未能預計到的成功。

爭政府下注 依賴與官員關係

信息費用的存在，令到在國際上，影片批發市場的運作通常依賴捆綁形式或搭配銷售來進行。電影發行商通常會把多部電影搭配一起，以一個價錢來交易，節省把每部電影獨立定價所涉及的交易費用。因為每部電影是新產品，需求固較難估計。

同樣道理，出版商不會一筆過以一個價錢，向作家購下其新作品的版權，原因亦是新書的受歡迎程度難以事先得到雙方確認。所以作家與出版商會依賴對分的方法來合作。

最後，要爭取政府下注，競爭準則當然決定於製作人與政府官員的關係。電影發展基金目的是協助新進導演和監製。張堅庭申請基金失敗固然不足為奇；《歲》的創作人羅啟銳和張婉婷亦早在八七年已經拍下《秋天的童話》，但因其參與過《獅子山下》和《屋簷下》，他們成功申請基金更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