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vs杭州灣大橋

　　杭州灣大橋與港珠澳大橋這兩項工程，同在90年代已經分別受到兩地政府關注。可是，杭州灣大橋預計於明年便可正式通車，而我們的港珠澳大橋的動工日期則仍未落實，這個現象其實在經濟學裏的交易費用分析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當一項決定涉及多人利益時，通常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或制度。其一是通過談判，從而達致各方利益都被顧及的情況下，來決定選擇。這種以合約的形式來做協定，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制度，是解決集體利益問題的方法。

其二，有如高斯的公司本質分析所說，各方可以選擇聽從一位外人的指揮以作協調。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大家便需放棄民主，容許或受權領導人替大家做決定，在很多情況下，這是慣常的現象。例如做家庭主婦的，便擔當「中央」的角色，每日自行決定丈夫及子女在當晚可以享用甚麼餸菜。要不然，所有家庭分子，便需每早上班前，以民主的方法來決定當晚的菜單。日日如是的話，簡直是「殺死人」。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亦沒有免費民主。當民主決定太過昂貴的時候，大家便會自動選擇犧牲一點民主。況且，由外人擔當協調角色，有時會令到互相合作更為順利。例如在小提琴奏鳴曲的表演中，只需提琴手與鋼琴手互相合作便可成事。這種較為簡單的合作無必要加入外人的參與。但在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樂時，若指揮家拒絕跑出來，管弦樂團差不多過百的團員便難以互相配合。在這情況下，要成事便需放棄民主。

在任何紀律部隊的行動中，都是上級指揮下級，無民主可言。理由並不是「上級永遠是對的」。相反，由幾位上級負責決定，他們手持的信息可能不夠全面，做出的決定因而未必會是最理想。但為了民主，每次都引入集體談判來做決定，導致拖慢了行動的速度，後果可能會比做錯決定更為嚴重。

消防員趕去救火，或急症室的醫生在搶救病人時，都是在缺乏「立法會辯論」這樣嚴謹的程序下，進行決定。由此觀之，中央指導的決定未必每次都是最理想的決定，但在落實和執行政策問題上，中央指導往往比民主或集體談判為勝。杭州灣大橋建築計劃由中央監管，而港珠澳大橋則由三地政府進行談判，方可有機落實。談判所需的交易費用甚高，因此計劃落成仍遙遙無期。

海洋非私產 吞拿魚越食越貴

　　日本人繼鯨魚後，又把地球上的吞拿魚差不多吃光了。壽司店更有可能要以鹿肉代替魚生，聽落當然有點兒誇張。但事情正緊緊地挑戰一些基本經濟分析在推斷上的準確性，在正常的分析下，需求增加故然會導致物價上漲，但同一時間亦會刺激生產。即是說，價格與產量應該向同一方向改變，但發生在吞拿魚的事實，則是價格上漲而產量不斷下降，供應出現所謂恐慌。

但回顧中國人吃雞鴨鵝、豬牛羊，大大話話都有四千年以上，為何這些禽畜仍沒有絕種的迹象，禽畜是農戶的私有財產，而私產是指一件物品的使用權、轉賣權，和用以賺取收入的權利，已被清楚地界定。農戶自己擁有宰殺其禽畜的權利，有權將其禽畜轉賣來賺取收入。但為了保障這些權利而要付出的代價，在一些情況下是非常可觀。雞鴨鵝、豬牛羊，牠們共通之處，是不需要給牠們一大塊土地四處奔跑。因此，農戶可以把牠們困在一起飼養，成立農場。而農場則成為一種有效地保障私產的建設，鯨魚和吞拿魚不能成為畜牧對象，主要原因是牠們需要一大片海洋，到處游泳。

鯨魚可以一次過潛入海底幾英哩深，然後一小時後才需要回到水面呼吸。人類現時的科技未能建造一個幾哩深的大籠把鯨魚困起來。再者，鯨魚與吞拿魚都會因應海水溫度而四處遷移，毋須簽證，從一個國家游去另一個國家。如果吞拿魚能成為某些漁民的私產，他們必定會等待到魚長得肥肥白白之後才捕上來。假若需求增加而價錢隨之上升，漁民更加會珍惜每條吞魚魚的價值。

基本上，價格上漲的作用，是削減現時的需求量令到吞拿魚的「活存貨」有多些機會得以補充，去滿足將來的需求。但因為吞拿魚和鯨魚喜歡環遊世界，制度上便無法促使某個國家的漁民願意耐心等待這些魚長大後才捕獵。當捕獵的權利沒有清楚界定時，「等待」帶來的回報可能變成零。你今天放生到一條魚。明天可能已被其他人獵走。結果，漁民在捕獵權利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便把大大小小的吞拿魚一起捉上來。

將來的供量只會不斷下降。在產權沒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在競爭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情況下，後果只會是兩敗俱傷。

教育程度越低 貧富差距越大

　　政府日前公佈的「堅尼系數」，指香港的貧富懸殊，自1971年有紀錄以來，現時是最高。很多報章立時作出回響，把這個觀察演繹為甚麼人口、甚麼教育政策問題。更有人提出最低工資作為解決方案。但很少人站出來提醒大家，受過專上教育的人士、經理及行政人員、和從事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專業人士，收入差距在以往十年間都收窄了。


換句話說，香港市民整體收入差距加闊了，但在香港最為依賴的行業，金融地產保險等服務業，收入差距則下降。故此，香港整體貧富懸殊加劇，可以被解釋為，行業之間，平均收入水平的差異增加了。


眾所周知，香港的工業，自1970年代以來，愈來愈注重金融和零售服務業。各類產品的製造，不斷消失。結果，行業的選擇減少了。這意味着勞工轉行的機會亦相繼減少。當一大班人被迫留守在同一行業中，競爭的壓力自然上升，以致工資下降。若他們有多項行業選擇的話，當工資下跌到不近人情的水平時，他們大可另謀高就，令在該行打滾的勞力供應降低，從而削弱工資下調的壓力。


我們時不時聽到一些人士如清潔工人被僱主欺詐、或工資偏低的消息。原因就是這班低收入人士缺乏其他行業的選擇。接受僱主的不人道壓價，便成為在這種競爭環境下求勝所須付出的代價。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由此而起。


劇烈競爭的另一種後果，是把同一行業中，相同職位工資的差距收窄，使到某行某個職位開始出現「公價」。近十年來，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倍增。差不多每位大學生的志願都是加入行政人員大隊，在公司發施號令，在每年不斷有大批新力軍出現的情況下，競爭加劇，行政人員收入的差距亦隨之下降了。


相反，未受教育人士的收入差距，有明顯的上升，這些人士跟大學生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不需要去為同一類職位競爭。結果，未受教育人士之間的競爭，比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競爭較弱。從事金融地產等服務業人士很少會是自僱，投放在這些公司的資金，並非常人付得起，但未受教育人士，會有較多選擇自僱，從事小規模生意，對這班人而言，做生意最重要的本錢，並非學歷而是他們的個人經驗。經驗愈多，自僱做生意的掌握愈準確，這十年間，自僱人士多了。他們毋須再為同一職位競爭，未受教育人士的收入的差距因而增加。

股市消息亂飛 泡沫由此起

恒指上落可以被視作為一種市場工具反映有關信息。而股票市場對社會的貢獻，在於它將所有有關的信息集合起來，利用恒指的上落轉遞出去。但另一個觀點則把股市的上落看作成泡沫經濟危機的先兆，廣範投機之風是恒指波動的主要原因製造混亂。但很明顯，混亂不一定限於投機市場，上街遊行，製造交通擠塞，甚至乎警民衝突，何尚不是政治遊戲帶給社會另一種混亂？只不過這種混亂行為往往是爭拗雙方未能達致共識所產生的後果，香港人都開始習已為常了。股市與政治最大的分別，是前者從來沒有要求參與人士達成甚麼共識。我入股，你放股，我們才可交易。但是，我必定認為股價有上升的潛能方才入股。而你的意見必定是跟我相反才可使到我們的交易成功地發生。毫無疑問，所有金融資產買賣都是基於缺乏共識的情況下發生。近幾年來，在拍賣會出現的古董愈來愈少，三四十年代的名牌手錶，和Cartien及TiHang早期art deco首飾都很難買得到。原因就是市場經已出現共識，大家都確信，這些資產升值的能力。因而甚少人會把它們拿出來拍賣。共識只會令到這類的交易減少。在股市裏，參與人士各持己見，絕不妥協。誰勝誰負，之後由價格變動來決定，獎賞持正確意見那方，懲罰持錯誤意見的另一方。在交易中各方都會將自己搜尋得來的消息去決定買或賣。任何買賣都會輕微地影響市價，而現時市價的水平便反映出參與人士的平均意見。價格變動便因此能夠反映新意見或新消息的出現。但是，當一些參與人士開始依賴忖測市場裏其他人士的舉動而希望捷足先登，結果他們實際上便停止引入新意見。從這種投資策略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預先估計其他人持甚麼意見。其他人的意見是錯或對，完全無關。這類策略氾濫，很容易令到股市能夠集合起來的各方意見變得薄弱，不夠全面。在這種情況下，市價職能反映的平均意見，出錯的機會便增加了，泡沫便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