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vs杭州灣大橋

　　杭州灣大橋與港珠澳大橋這兩項工程，同在90年代已經分別受到兩地政府關注。可是，杭州灣大橋預計於明年便可正式通車，而我們的港珠澳大橋的動工日期則仍未落實，這個現象其實在經濟學裏的交易費用分析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當一項決定涉及多人利益時，通常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或制度。其一是通過談判，從而達致各方利益都被顧及的情況下，來決定選擇。這種以合約的形式來做協定，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制度，是解決集體利益問題的方法。

其二，有如高斯的公司本質分析所說，各方可以選擇聽從一位外人的指揮以作協調。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大家便需放棄民主，容許或受權領導人替大家做決定，在很多情況下，這是慣常的現象。例如做家庭主婦的，便擔當「中央」的角色，每日自行決定丈夫及子女在當晚可以享用甚麼餸菜。要不然，所有家庭分子，便需每早上班前，以民主的方法來決定當晚的菜單。日日如是的話，簡直是「殺死人」。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亦沒有免費民主。當民主決定太過昂貴的時候，大家便會自動選擇犧牲一點民主。況且，由外人擔當協調角色，有時會令到互相合作更為順利。例如在小提琴奏鳴曲的表演中，只需提琴手與鋼琴手互相合作便可成事。這種較為簡單的合作無必要加入外人的參與。但在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樂時，若指揮家拒絕跑出來，管弦樂團差不多過百的團員便難以互相配合。在這情況下，要成事便需放棄民主。

在任何紀律部隊的行動中，都是上級指揮下級，無民主可言。理由並不是「上級永遠是對的」。相反，由幾位上級負責決定，他們手持的信息可能不夠全面，做出的決定因而未必會是最理想。但為了民主，每次都引入集體談判來做決定，導致拖慢了行動的速度，後果可能會比做錯決定更為嚴重。

消防員趕去救火，或急症室的醫生在搶救病人時，都是在缺乏「立法會辯論」這樣嚴謹的程序下，進行決定。由此觀之，中央指導的決定未必每次都是最理想的決定，但在落實和執行政策問題上，中央指導往往比民主或集體談判為勝。杭州灣大橋建築計劃由中央監管，而港珠澳大橋則由三地政府進行談判，方可有機落實。談判所需的交易費用甚高，因此計劃落成仍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