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多變化 球迷易沉迷賭博

足球比賽與籃球比賽在經濟分析中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較注重組織部署，而後者則較重個人技術。

組織部署需要球員之間互相合作，而分工合作程度就視乎落場球員人數的多少。人數不夠，得分便較依賴個人表現。亦即是說，落場人數少，界定每位球員對球隊得分所作出的貢獻便較容易。

因此，在籃球比賽中，我們便能夠讀到有關個別球員表現的統計，例如入球、籃板和助攻等。而在足球比賽中，我們會讀到有關整隊表現的統計數字︰如射門、犯規和控球比率。

籃球着重射手 足球重視部署

大會公布的統計必定是一些觀眾需求的信息，反映比賽過程中的有關元素。如果球員的個人入球技術支配着整個比賽的可觀性，那麼我們便可以推測球例的設定，其目的必然讓觀眾容易地欣賞或評價球員的入球技術。所以，籃球比賽不單止缺乏守門員之類的角色，而且還禁止球員阻擋已被成功射出的籃球，令觀眾一起見證射球手的眼界。

相反，在足球場上，任何球員都有權阻擋或干擾對方的射球。結果，對方前鋒的射球技術未必掌管賽果，自己的後衞防守組織一樣重要，因入球可以是射手技術了得，又或者後衞防守九流。

龍門垂直 射手起腳角度多變

況且，除了手和臂外，足球員可以依賴身體任何其他地方把球送入龍門，這樣射球的技術便多而複雜了。再加上龍門垂直面向球員，射手便可以從多角度起腳。這些變化通通增加替每個入球評級的量度費用。

籃球圈則打平放在籃球板上，望着天空，大大限制了入籃的方法︰扣籃（即是用手把球塞入籃），或者投射。如果我們可以預先知道入籃方式的所有可能性，那麼事先將這些不同方式作比較和評級便會容易起來。因此，籃球比賽有「兩分波」和「三分波」的分別，視乎射手與籃球架的距離。

但在足球場上，每個入球永遠只當一分，任何入球方式在得分上的貢獻都沒有分別，全因量度費用過高而起。

世界杯期間，政府不停呼籲大家避免沉迷賭波，正好反映港人熱愛賭波、足球賭博受歡迎，因為這項比賽提供很多空間讓見解出現分歧。技術部署和分工帶來很多組合，讓觀眾可以從多角度估計賽果。各人分析不同，意見不一，賭博便更有趣味，而且這類分析可以被看作為知識上的投資，替日後同類賭博帶來回報。相比下，六合彩吸引力較低（因殺傷力亦較低），因為結果很難靠大眾分析推測出來。

為何足球比籃球更風靡球迷？

世界杯足球與政改方案辯論最大分別，是前者具明確的規例，界定參賽者作出甚麼表現才算得分，而後者則通通視乎個別觀眾，甚至乎辯論者本身的個人感覺和理解。

況且，政改辯論反映個人表現而足球除個人技術外，還非常着重團隊合作策略。從商品的角度看，隊際比賽帶給觀眾更多特質或層面來欣賞。讓我們把足球和籃球比賽作比較。

球星更多 吸引觀眾進場

雖然它們都是隊際比賽，但足球比賽涉及較多球員，固此容許較精密的分工，令球員可以更依賴自己的相對優勢來專攻某類強項。這樣令到觀眾較易認識某位足球員的表現，建立球星地位所須的交易費用亦相應地下降。球星自然吸引觀眾入場，從而增加球會收入，推廣足球運動於是比起籃球更有利可圖。我們因此可以明白到，在全球各地，足球為何比籃球普遍上較受歡迎。

談到籃球，大家可能只想起美國，但足球則非常有效地幫助大家認識世界地理。上場作賽的籃球員人數比較少，分工合作的空間亦比較窄。足球賽上有前鋒、中場和後衞，更有球員專射罰球，而籃球員則攻守俱備。但「守」畢竟是被動反應，「攻」便立為大前提。足球場地比較大，進攻的時候會需要到兩三名球員互相配合交波。籃球員的分工不及足球員的分工那麼仔細，每位籃球員都須當射手。若射球變成差不多唯一的賣點，我們可以預期球例會迫使球員盡快射波。

較重默契 非一人定賽果

例如，一旦球隊搶到波後，不能留守在自己的後半場超過8秒。而任何球隊持球亦不能超過24秒。足球比賽則沒有這類在時間上的限制。籃球比賽在攻擊過程上既然受到較嚴厲的約束，球隊便較難依賴將球轉到特定射手來得分。所以，比賽要求每位籃球員發揮他們個人的射球本領。這亦是跟足球比賽一個顯著分別。

被侵犯的籃球員要由自己負責射罰球，但在足球場上，罰球可以由罰球專家代射。足球場上出現一位碧咸，但籃球場上位位都是碧咸。分工的含義當然指沒有一位球員可以個人決定賽果。分工的程度愈仔細，球員與球員之間的默契愈重要。替換球員對默契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籃球比賽注重個人技術多於默契，所以，球員替換次數沒有上限。被換走的球員只是藉此休息恢復體力，再入場後維持高射球頻率。但足球球隊每場比賽只可最多更換三名球員，而且被換走的球員不能再入場繼續參賽。足球比較強調球員之間的默契，由此可見。

黑市導遊 宰客者先被宰

「黑市」導遊「宰客」事件又再曝光。前乒乓球國手陳佑銘隨團來港旅遊，懷疑因「冒牌導遊」粗暴語言強迫購物，以致心臟病發猝死。在整件悲劇中，最愚蠢的還是那位冒牌導遊。

首先，我們需要清楚一般報章分析的謬誤。大致上，它們認為導火綫在於本港不少旅行社以零或負團費來接待內地團，和導遊大都零薪酬。因此，只能靠強迫內地遊客購物來賺取回佣作收入。即是說，零團費是因，強迫購物是果。這種看法純粹以事情的發生先後來界定因果。但經濟分析着重的因果可以跟實際的先後次序無關。

傳媒有誤導 零團費非主因

股市上升固然多吸引人投資，但有關的因素是投資者在牛市的氣氛中，對將來股市的預期。同樣理由，本地旅行社和導遊是基於他們預期從旅客購物金額扣取回佣的多少，來決定是否願意以零團費和零薪酬來接團。

經濟邏輯認為零團費是注定失敗的做法。若要成功地依靠「宰客」維生，旅行社及導遊必須有能力掌握旅客在店舖內的消費力。

據聞，有黑店會以「防止打劫」為理由，把大門鎖上，收起旅客身份證，形同禁錮。若旅客不肯就範，導遊便隨即諷刺挖苦，停車不走，讓旅客苦等。最陰毒的招式是導遊不准團友用膳，臨時增加購物點，迫團友捱餓，直至消費金額達標為止。這些劣等行為反映導遊通通「計錯數」，對團友的消費意慾作了失誤的預期，最後才會作下九流的對策。

如意算盤計錯數 惟有宰客

理由十分簡單，若這些旅行社和導遊能夠準確了解內地遊客的消費心理，他們一早便跑去當零售業。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按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選擇職業，不可強行。有部分黑店和旅行社更是由同一老闆經營，這樣只會令到生意目的混淆不清，增加自己界定生意策略的交易費用。

我相信本地導遊已經清楚明白依靠「黑店宰客」維生並非上策。年前有導遊把旅客遺棄街頭，應該是十分有力的訊息。

黑工愚笨 充導遊反被騙

目前，本地持牌導遊日薪介乎500至800港元，而「黑工」導遊不單止沒有日薪，甚至乎還要向旅行社繳交50至200元的「人頭費」。表面上，這班黑工導遊奪去本地持牌導遊不少工作機會，但本港導遊又沒有像澳門工人般示威要求政府介入解決黑工問題，這代表這些黑工導遊與本地持牌導遊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

最有趣的問題，就是香港人似乎也不屑去冒充導遊與黑店合作。因此，最後被騙的應該是來自內地的黑工導遊，白白被騙去一筆「人頭費」。

家長「退股」 女嬰淪餓死

一對姊弟戀的同居男女，靠綜援支撑生活，疏忽照顧三個月大女兒，導致女嬰活活餓死，上周被判誤殺罪入獄六年。法官形容女嬰去世時的照片令人慘不忍睹，但對於兩名被告容許女兒在自己眼前活生生餓死，卻無法明白他們嚴重違反父母天職的背後原因。最後，只好把他們列為人格障礙來處理。

女嬰並沒有出世紙，在人口紀錄中，她不算存在。但畢竟她跟我們在香港一起活過三個月，今天我們便替她（雪兒）的不幸查個水落石出為止。

寧棄額外綜援 不願延續家庭

「無知」可能是一個理由，家中多了一名女兒，被告本可申領額外二千元綜援。只要替女兒辦妥出世紙便可立即收取這筆金錢，但兩被告一直沒有申請。我當初還以為這是愚蠢所致，後來得知女被告幾年前跟另外一個男人生了一對孖仔，交給外婆照顧，已經申領5,000多元綜援。女被告與男被告亦有一個三歲的兒子，每月領5,200元綜援過活。所以，從經濟分析角度看，他們寧願放棄額外2,000元綜援，也不去替雪兒辦出世紙。

生兒育女可以被視為男女雙方決心延續家庭關係的承諾表現。子女成為這類關係的證據。但當雙方感情破裂，子女的出現會增加分手的交易費用。這裏我們暫且不提子女撫養權的離婚個案和耗費，因為雪兒的父母只是同居關係，不需離婚。

男被告今年只有22歲，而女被告31歲，終日沉迷電腦遊戲。兩人關係脆弱，不難理解。若雙方有分手的意慾，他們自然會減少跟對方溝通和合作，設法節省投資在鞏固家庭關係的心思。遲遲沒有替雪兒辦出世紙，反映他們不願再合作下去，不願看到任何證據指出一些還未了結的關係仍然存在於他們之間，不願看到雙方的名字同時出現於一些如出世紙這類法律文件上。

生兒育女是投資 冀子女莫忘

男被告花錢吸煙，卻解釋無錢買奶粉，明顯是「退股」的行為。多年前，男被告與父親吵架而離家出走，家庭關係和天倫之樂對他而言可能是一項陌生的投資計劃。社會學家指出人類生兒育女是一項投資，是希望將自己的經歷留在子女的記憶中。在不少離婚訴訟裏，雙方力求爭取子女撫養權，無非希望子女不會忘記自己。若男被告打算退股，他又怎會期待雪兒長大後仍然將爸爸放在心中？再離家出走的話，這位仁兄便失去綜援。

他亦不欲跟女被告再作出共同決定，把雪兒交給別人撫養。就這樣，雪兒被他們忘記了，至今，雪兒的骨灰仍未有人認領。

地鐵八達通 價高有道理

港鐵加價後，近100個車票組合會出現八達通收費高於單程票價的現象。報章隨即抨擊情況為「畸形」、「混亂」和「搵笨」。

港鐵指計價有別 匪夷所思

港鐵的回應卻令人匪夷所思，大體的意思是，八達通和單程票價的調整必須符合某些局限條件。八達通加價以每毫子作調整單位，而單程票價的調整則以每5毫子為一個單位。所以當一些較便宜的單程票價作調整時，比例上，加幅會很高。為此，港鐵決定只對八達通作小量價格調整，而把一些單程票價維持不變。

單程票的價格調整單位定為5毫子，可以被看作為減少找錢的麻煩，省去安排在每部售票機放置大量一毫子的不便。港鐵的解釋不是完全沒有理，但經濟學可以提一個更普及和簡單的解釋。

在競爭下，任何生產者決定加價，他必然預期自己較其他對手能更有效地帶給現存和潛在顧客一些明顯利益。八達通是一項導致雙贏的工具，乘客可以節省輪候買票的時間，而港鐵可以減低設置和操作獨立售票機的運作成本。這亦可以被看作為一種交易，我幫你節省安排售票的運作成本，你幫我節省時間。八達通票價的高低便視乎哪一方提供較多利益給對方。

金錢換時間 利在乘客莫投訴

若乘客在節省時間上的利益不大，但港鐵可以藉此大大降低運作成本的話，港鐵會樂意調低八達通票價，來爭取更多乘客使用八達通的機會。

但今天發生在香港的情況似乎正在朝着相反方向改變，港府的經濟政策鼓勵內地遊客到港消費。這些遊客會比港人較多購買單程車票，這樣港人使用八達通便能夠避免與遊客爭用售票機，比起以前節省到的輪候時間更多，這個新情況於是給予港鐵更多空間把八達通票價調高。

類似分析亦可以令我們明白西鐵綫「短途貴過長途」的現象，現時和加價後，經西鐵綫往尖東站，票價依然比往紅磡為高。經西鐵綫出紅磡站的乘客，不少會轉乘隧道巴士過海。亦即是說，這些乘客獲取的利益只是局限於方便他們轉乘過海巴士而已。但尖東站不單止方便在尖沙咀區上班的人士，還方便出站乘客在整個尖沙咀區購物。連接尖東站和尖沙咀港鐵站的地下步行街是明顯證據，出尖東站的車票比出紅磡站貴亦變得容易理解。

港鐵和客機的收費跟的士不同，以目的地為準，路程長短次要，「短途貴過長途」絕非畸形現象。來往不同目的地的乘客屬不同顧客，接載乘客往返不同目的地屬不同物品。只不過在較短的路綫上較易出現競爭，壓低價格，這絕不代表路綫的長短決定票價的高低。

特首不投票論 威脅泛民？

曾蔭權宣布不投票立法會補選，隨即被一些政客批評「閃閃縮縮，唔係太好」。這些公開批評反映一項信息，對方確實認為曾蔭權的行為具威脅和阻嚇性。

陳方安生更強調「不應該因為打壓與威嚇，而放棄投票權利。」陳淑莊亦狠批曾蔭權的做法令香港成為國際自由社會的大笑話。

指控對方 因利益受損

特首和其他高官都沒有回應，但麥玲玲卻因為在某雜誌上發布有關李丞責的「fair comment」（公正評論）而遭對方入稟高院訴訟庭控告誹謗。

一個人對其他人的被動反應往往比他的主動行為更能清楚反映他的思想。經濟學假設每個人的行為都必定是因應某些環境條件而作出的反應，去解釋某人的行為必須要先找出在現實世界裏，哪些條件對他的決定是有關或無關。這是在整個分析中最艱巨的部分。但當我們觀察到A君對B君的行為作出指控，我們便立即知道B君的行為必然是能夠影響A君的有關條件。

迴避「威嚇性」問題 實即招認

陳方安生指「香人要爭氣」，說話便反映出她認為有顯著部分香港人「唔爭氣」。她續稱︰「如果唔想香港成為一言堂，就要用手中選票給政府一個清楚信息。」這等同承認放棄投票是港人接受一言堂的清楚信息。

陳淑莊歎息曾蔭權的杯葛做法，如果「係合情合理就唔需要等到夜晚十點幾至宣布啦。」話題轉到「合理性」這個討論，是迴避有關曾蔭權漏夜發聲明是否具「威嚇性」的問題。迴避問題可以成為對該問題招認答案的理解。

同樣，李丞責對麥玲玲的控告，亦傳達一些清楚信息。李丞責指對方作出缺乏事實基礎的抨擊，使到他的聲譽受嚴重損害。李丞責的聲譽當然是指他自己在顧客面前的聲譽，要成功指控對方，李丞責必須交出這些「缺乏事實基礎」的抨擊導致他收入嚴重損失的證據。但這便等如公開承認他的現存和潛在顧客對事實基礎缺乏認識，故容易被誹謗言論影響。

缺勝負準則 惟靠口舌之爭

政治遊戲以至玄學家之間的口舌之爭，共通之處在於觀眾無法依賴明確的遊戲規則來判斷誰勝誰負，又或者量度政客也好、玄學家也好，他們的個別貢獻。

這些競爭者因此會利用向對手展開譴責來爭取觀眾的支持。職業運動員或球隊之間則絕少出現這類舌戰。只要有清楚界定的比賽準則和賽果作依歸，任何舌戰都是無謂和多餘。曼聯的球隊品牌被估值為2.7億美元，有了這個品牌價值便毋須再作甚麼爭拗。

試題版權費 為何取決學生數目

上周某英文科補習天王因涉及參與多間補習社未獲考評局授權私下複印試題作教材，而被警方拘捕。據聞複印本有1.2萬本之多，學生數目確實驚人。

海關表示，不排除侵權行為目的減省成本。事緣補習社如果要轉載會考或高考試題，必須獲考評局授權及支付版權費；但這個版權費有別於自助餐的入場費形式。

純粹複印派發 無助學生應戰

自助餐容許顧客任飲任食，版權費則按試題的使用程度來決定；而試題的使用程度可以從多角度量度，它可能反映老師分析每條試題的深淺度，花在每條試題的教學時間，討論過的試題數目。

原則上，每條試題的深淺和含義，會有分別。在零交易費用的世界中，考評局可以按每條試題分開地獨立收取不同的版權費。在現實世界，量度費用較低的定價方法，是將版權費與補習教師侍奉的顧客數目掛鈎。況且，大量的公開試題替大部分的補習教師提供一項理所當然的卸責機會。無止境地派發往年試題給學生，固然可以發揮到短期的心靈安慰這個幻覺，學生自然開心，但卻無助於增強他們在公開考試這個戰場上擊敗對手的戰鬥能力。

換言之，當歷屆試題的使用純粹限於複印和派發，考評局自然將學生人數來作準則去量度補習社使用試題的程度。

以使用程度來決定收費，使用手機和電腦打印機是最明顯的例子。早20年前，打印機的價錢相對地比起印墨的價錢高。今天，現象剛好相反，打印機或手機有可能免費送上，消費者只需因應使用多少來付款。

跟20年前比較，今天的用戶增加不少，並因為這個變化，用戶之間的使用程度分歧亦加劇增加，供應商劃一定價的困難，向不同使用量的消費者作價格分歧可以增加客路；但使用量很難被預先估計，按日後的使用再算價錢可以被看為間接的價格分歧。

商舖有效運用否 決定租金

而手機的收費模式與大商場裏決定商店租金的方法更加接近。商場業主會替商店定下基本租金，但同時亦與商店立下分帳的規定。基本租金和分帳租金，哪一個較高，便成為當時的實際租金。所以，當商店的生意怎麼樣下跌，商店仍需支付最低（基本）租金。當生意好，商店便需轉交分帳租金。亦即是說，商場是根據商戶是否有效地使用商場位置做生意來決定租金；而基本租金的水平是反映商場對商戶生意額的最低要求。

若租金持續地未能超越基本租金，商場會認為商戶未能有效地使用地方去服務入場顧客，續租或終止合約便較易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