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橋vs杭州灣大橋

　　杭州灣大橋與港珠澳大橋這兩項工程，同在90年代已經分別受到兩地政府關注。可是，杭州灣大橋預計於明年便可正式通車，而我們的港珠澳大橋的動工日期則仍未落實，這個現象其實在經濟學裏的交易費用分析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當一項決定涉及多人利益時，通常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或制度。其一是通過談判，從而達致各方利益都被顧及的情況下，來決定選擇。這種以合約的形式來做協定，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制度，是解決集體利益問題的方法。

其二，有如高斯的公司本質分析所說，各方可以選擇聽從一位外人的指揮以作協調。但是，在這種制度下，大家便需放棄民主，容許或受權領導人替大家做決定，在很多情況下，這是慣常的現象。例如做家庭主婦的，便擔當「中央」的角色，每日自行決定丈夫及子女在當晚可以享用甚麼餸菜。要不然，所有家庭分子，便需每早上班前，以民主的方法來決定當晚的菜單。日日如是的話，簡直是「殺死人」。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亦沒有免費民主。當民主決定太過昂貴的時候，大家便會自動選擇犧牲一點民主。況且，由外人擔當協調角色，有時會令到互相合作更為順利。例如在小提琴奏鳴曲的表演中，只需提琴手與鋼琴手互相合作便可成事。這種較為簡單的合作無必要加入外人的參與。但在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樂時，若指揮家拒絕跑出來，管弦樂團差不多過百的團員便難以互相配合。在這情況下，要成事便需放棄民主。

在任何紀律部隊的行動中，都是上級指揮下級，無民主可言。理由並不是「上級永遠是對的」。相反，由幾位上級負責決定，他們手持的信息可能不夠全面，做出的決定因而未必會是最理想。但為了民主，每次都引入集體談判來做決定，導致拖慢了行動的速度，後果可能會比做錯決定更為嚴重。

消防員趕去救火，或急症室的醫生在搶救病人時，都是在缺乏「立法會辯論」這樣嚴謹的程序下，進行決定。由此觀之，中央指導的決定未必每次都是最理想的決定，但在落實和執行政策問題上，中央指導往往比民主或集體談判為勝。杭州灣大橋建築計劃由中央監管，而港珠澳大橋則由三地政府進行談判，方可有機落實。談判所需的交易費用甚高，因此計劃落成仍遙遙無期。

海洋非私產 吞拿魚越食越貴

　　日本人繼鯨魚後，又把地球上的吞拿魚差不多吃光了。壽司店更有可能要以鹿肉代替魚生，聽落當然有點兒誇張。但事情正緊緊地挑戰一些基本經濟分析在推斷上的準確性，在正常的分析下，需求增加故然會導致物價上漲，但同一時間亦會刺激生產。即是說，價格與產量應該向同一方向改變，但發生在吞拿魚的事實，則是價格上漲而產量不斷下降，供應出現所謂恐慌。

但回顧中國人吃雞鴨鵝、豬牛羊，大大話話都有四千年以上，為何這些禽畜仍沒有絕種的迹象，禽畜是農戶的私有財產，而私產是指一件物品的使用權、轉賣權，和用以賺取收入的權利，已被清楚地界定。農戶自己擁有宰殺其禽畜的權利，有權將其禽畜轉賣來賺取收入。但為了保障這些權利而要付出的代價，在一些情況下是非常可觀。雞鴨鵝、豬牛羊，牠們共通之處，是不需要給牠們一大塊土地四處奔跑。因此，農戶可以把牠們困在一起飼養，成立農場。而農場則成為一種有效地保障私產的建設，鯨魚和吞拿魚不能成為畜牧對象，主要原因是牠們需要一大片海洋，到處游泳。

鯨魚可以一次過潛入海底幾英哩深，然後一小時後才需要回到水面呼吸。人類現時的科技未能建造一個幾哩深的大籠把鯨魚困起來。再者，鯨魚與吞拿魚都會因應海水溫度而四處遷移，毋須簽證，從一個國家游去另一個國家。如果吞拿魚能成為某些漁民的私產，他們必定會等待到魚長得肥肥白白之後才捕上來。假若需求增加而價錢隨之上升，漁民更加會珍惜每條吞魚魚的價值。

基本上，價格上漲的作用，是削減現時的需求量令到吞拿魚的「活存貨」有多些機會得以補充，去滿足將來的需求。但因為吞拿魚和鯨魚喜歡環遊世界，制度上便無法促使某個國家的漁民願意耐心等待這些魚長大後才捕獵。當捕獵的權利沒有清楚界定時，「等待」帶來的回報可能變成零。你今天放生到一條魚。明天可能已被其他人獵走。結果，漁民在捕獵權利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便把大大小小的吞拿魚一起捉上來。

將來的供量只會不斷下降。在產權沒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在競爭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情況下，後果只會是兩敗俱傷。

教育程度越低 貧富差距越大

　　政府日前公佈的「堅尼系數」，指香港的貧富懸殊，自1971年有紀錄以來，現時是最高。很多報章立時作出回響，把這個觀察演繹為甚麼人口、甚麼教育政策問題。更有人提出最低工資作為解決方案。但很少人站出來提醒大家，受過專上教育的人士、經理及行政人員、和從事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專業人士，收入差距在以往十年間都收窄了。


換句話說，香港市民整體收入差距加闊了，但在香港最為依賴的行業，金融地產保險等服務業，收入差距則下降。故此，香港整體貧富懸殊加劇，可以被解釋為，行業之間，平均收入水平的差異增加了。


眾所周知，香港的工業，自1970年代以來，愈來愈注重金融和零售服務業。各類產品的製造，不斷消失。結果，行業的選擇減少了。這意味着勞工轉行的機會亦相繼減少。當一大班人被迫留守在同一行業中，競爭的壓力自然上升，以致工資下降。若他們有多項行業選擇的話，當工資下跌到不近人情的水平時，他們大可另謀高就，令在該行打滾的勞力供應降低，從而削弱工資下調的壓力。


我們時不時聽到一些人士如清潔工人被僱主欺詐、或工資偏低的消息。原因就是這班低收入人士缺乏其他行業的選擇。接受僱主的不人道壓價，便成為在這種競爭環境下求勝所須付出的代價。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由此而起。


劇烈競爭的另一種後果，是把同一行業中，相同職位工資的差距收窄，使到某行某個職位開始出現「公價」。近十年來，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倍增。差不多每位大學生的志願都是加入行政人員大隊，在公司發施號令，在每年不斷有大批新力軍出現的情況下，競爭加劇，行政人員收入的差距亦隨之下降了。


相反，未受教育人士的收入差距，有明顯的上升，這些人士跟大學生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不需要去為同一類職位競爭。結果，未受教育人士之間的競爭，比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競爭較弱。從事金融地產等服務業人士很少會是自僱，投放在這些公司的資金，並非常人付得起，但未受教育人士，會有較多選擇自僱，從事小規模生意，對這班人而言，做生意最重要的本錢，並非學歷而是他們的個人經驗。經驗愈多，自僱做生意的掌握愈準確，這十年間，自僱人士多了。他們毋須再為同一職位競爭，未受教育人士的收入的差距因而增加。

股市消息亂飛 泡沫由此起

恒指上落可以被視作為一種市場工具反映有關信息。而股票市場對社會的貢獻，在於它將所有有關的信息集合起來，利用恒指的上落轉遞出去。但另一個觀點則把股市的上落看作成泡沫經濟危機的先兆，廣範投機之風是恒指波動的主要原因製造混亂。但很明顯，混亂不一定限於投機市場，上街遊行，製造交通擠塞，甚至乎警民衝突，何尚不是政治遊戲帶給社會另一種混亂？只不過這種混亂行為往往是爭拗雙方未能達致共識所產生的後果，香港人都開始習已為常了。股市與政治最大的分別，是前者從來沒有要求參與人士達成甚麼共識。我入股，你放股，我們才可交易。但是，我必定認為股價有上升的潛能方才入股。而你的意見必定是跟我相反才可使到我們的交易成功地發生。毫無疑問，所有金融資產買賣都是基於缺乏共識的情況下發生。近幾年來，在拍賣會出現的古董愈來愈少，三四十年代的名牌手錶，和Cartien及TiHang早期art deco首飾都很難買得到。原因就是市場經已出現共識，大家都確信，這些資產升值的能力。因而甚少人會把它們拿出來拍賣。共識只會令到這類的交易減少。在股市裏，參與人士各持己見，絕不妥協。誰勝誰負，之後由價格變動來決定，獎賞持正確意見那方，懲罰持錯誤意見的另一方。在交易中各方都會將自己搜尋得來的消息去決定買或賣。任何買賣都會輕微地影響市價，而現時市價的水平便反映出參與人士的平均意見。價格變動便因此能夠反映新意見或新消息的出現。但是，當一些參與人士開始依賴忖測市場裏其他人士的舉動而希望捷足先登，結果他們實際上便停止引入新意見。從這種投資策略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預先估計其他人持甚麼意見。其他人的意見是錯或對，完全無關。這類策略氾濫，很容易令到股市能夠集合起來的各方意見變得薄弱，不夠全面。在這種情況下，市價職能反映的平均意見，出錯的機會便增加了，泡沫便由此而起。

毒品黑市操作 質素參差

上周四名中二女學生在校內濫用藥物，之所以被當局發現，皆因她們進食K仔後感到不適。政府在反吸毒的宣傳片中，亦非常強調這些藥物對身體和大腦神經組織的破壞。如果它們只會令人過度心靈愉快，以至終日無所事事，那麼吸毒便會跟沉迷打機一樣，難以客觀地被定為不良行為。

推行反吸毒運動所面對的困難，某程度上是因為吸毒並非犯法。只有藏毒和販毒才是犯法。從經濟的角度看，理由很簡單，要阻止吸毒只需把買賣雙方分開便成事。亦即是說，警隊只需要把其中一方拘捕和定罪，便可制止交易發生。
為了進一步降低監察費用，人數較少的一方便會成為警隊監察對象，在毒品零售交易中，賣家的人數較少。故此，警隊行動的效率必須得到法律的配合，把零售商和批發商定罪。至於處理「消費者」行為的問題，只好留給社工去辦。

但正因吸毒並非犯法，青少年選擇服用藥物而須付出的代價亦因而變得較低。在這情況下，需求定律便有機會大行其道。唯有使青少年明白毒品對神經組織帶來的禍害，方能令他們察覺到吸毒付上的沉重代價。

經濟分析可以推斷毒品殘害身體的原因。首先，大家必須明白到，毒品害人，原非販毒商生意目的，我們只可以說這些販毒商罔顧他人身體健康，不負責任。邏輯上，在從商的角度看，他們不會刻意害人。因為死了一個人，他們便失去一個客，對自己的收入無好處。毒品害人，主要是毒品本身的質素很參差。它們的平均質素沒有在競爭的壓力下降到改良。
在正常市場環境下，生產商會不停改良產品──不是為了顧客着想，而是在競爭下被迫這樣做，方可保留現有的客路。加上退貨安排和免費維修服務，可以減低消費者的信息費用，讓他們對產品有信心。這些正常的市場推廣策略，在毒品買賣的交易中，完全行不通。宣傳或許可以增加客路，但同時亦會增加警隊的注意和監察。聽聞有黑社會意圖徵募學生到學校裏當營業代表，擔任零售服務。但試問這些「新仔」對其推銷的貨物何來會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呢？結果其貨品的質素便沒有保證，濫用藥物即等同在深圳做隆胸手術，非常危險！

減稅促啤酒減價 天方夜譚

　　經濟分析有一項基本道理︰生產成本從來不是直接影響產品價格的因素。故此，政府以為啤酒商會按減稅幅度在零售市場中作相應減價，實屬天方夜譚。
在一般情況下，一種物品價格的調整，必須配合其產量變化而定。量多，價格便須下調方可去貨。量少，在價高者得的原則下，價格自然上升，量不變，價格難變，跟生產成本沒有直接掛鈎的關係。
生產成本本身絕無可能決定價格。價格永遠是消費者願意付出之價。這個價是取決於產品的質與量。 消費者從自私自利的角度看，根本就不會考慮生產商早前付出的生產成本而去調整自己願意付出之價。再者，生產與銷售會在時間上有一段距離。經濟狀況可能隨時間有變，當產品在市場出售時，定價會視乎當時的需求。最新的市場資料是唯一影響定價的因素。早前的生產成本已變為過時的數據，失去效用。（相反，生產商是基於他們預期的消費者需求來決定生產量，從而決定生產成本）。
啤酒的釀造，一般是利用從穀類植物所抽出來的糖份加以發酵。因為這些穀物的供應充足，故啤酒可以被大量生產。但是，啤酒跟其他食物一樣，會有變壞的情況。細菌、空氣、儲存溫度，甚至陽光都可以導致啤酒變壞。啤酒裏的酒精及「忽布花­」雖然有少許防腐作用，但不能持久。一般啤酒的飲用限期大概在三至六個月左右，在限期內賣不出的啤酒，只可作廢物處理。本地啤酒生產商通常選擇過量生產。雖然預期不能完全去貨，但總希望確保其產品可以被放滿於各銷售點，作為市場推廣的策略。但亦因為過量生產，我們便會時不時在食肆及超市，看到一些啤酒益街坊大平賣之類的行為。其實這只不過是貨尾大傾銷吧了。
既然已經是過量生產，任何導致成本下降的條件，包括減稅在內，都不會令到生產商改變計劃，增加產量，產量不變，價格又怎麼會出現變化呢？如果政府希望能夠做到還稅於民，那麼它就應該選擇，補貼買酒人士。但相關的交易費用顯然會高得驚人。
葡萄酒與啤酒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有較為長的儲存期。能夠被儲存的物品，不會出現過量生產，因為今天賣不出，可以明天再賣。當減稅而令到成本下降時，酒商會增加入貨，亦即增加市場貨源流通量。最後引致價格下降。結果，在政府向酒商施壓之前，葡萄酒減價的幅度比啤酒大。

病人利益為先 醫藥應分家

　　不知道大家有否考慮過以下情況？
在足球比賽中，罰球專家碧咸同時兼任守門員；又或者，車手舒麥加在一級方程式賽車進行時，到加油站替自己的戰車換車胎。大家可能認為這些純粹是天方夜譚的遐想，但是診所醫生，身為斷症專家，卻同時負責配藥，以一條龍的做法為求診病人提供服務。
某些人覺得斷症和配藥理所當然屬於同一類服務。為降低病人的麻煩、節省病人時間，藥房與診所大可設於對方附近。這種生意手法在商場裏最為明顯。通常同一檔次或同一類商戶都會集中於同一層或同一翼。從街舖中我們亦可以觀察到相同規律，西環的海味舖、尖沙咀和旺角的金舖、中環的手錶舖，它們都集中一起。節省潛在顧客的交易費用便是它們的吸引力所在。
同樣理由，化驗所通常設在診所鄰近，為病人提供簡單的驗血服務。整個求診過程，共涉四個步驟︰化驗、斷症、設計藥方，和配藥。診所醫生基本上把第一項步驟外判，其他三項則留給自己處理。因為醫生選擇把化驗外出去，獨立化驗所才有生存的空間。為了生意，化驗所必定開近診所。同樣邏輯，如果醫生把配藥都外判出去，藥房必定一樣設於診所左右，方便病人並增加生意。
況且，分工合作，各展所長，是降低成本的一大特點。既然醫生專長斷症，而藥劑師專長了解藥性，醫病和配藥更加有理由分開進行，增加整體服務的效率。
有醫生誤將糖尿藥配作胃藥，導致五人死亡。這反映出醫病與配藥是兩回事，醫生堅持由自己診所配藥，經濟分析作出的理由，是為了增加病人的信息費用，而並不是為了方便病人。醫生的功力，在於他的斷症能力是否夠準。而他作出的判斷會直接地反映於他設計的藥方上面。如果配藥被外判到藥房手上，當值的藥劑師會提供資料，給病人解釋藥方上每種藥的性質，等同向病人解釋醫生心裏的斷症。況且，若醫生未能作出明確的判斷而把一些毫無關連的藥一起放在藥方上，希望以「大包圍」方式來治好你的病，他的功力便立見高下。
簡單來說，藥劑師的存在，是為了降低病人的信息費用，有助病人比較不同醫生的服務質素。服務質素被確定後，病人便可以比較不同醫生診金的貴平。這樣會直接迫使醫生進行價格競爭削弱醫生們的收入。因此，醫生勢必由自己診所配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