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量版賺人氣 宣傳拓財路

生產商替產品推出限量版這個現象非常有趣。

首先，限量版產品本身是不會帶給生產商顯著的額外收入。否則，生產商為着賺取盈利必然會不斷推出新限量版，令到限量版這個概念即時告吹。

流行時尚服飾嚴格來說統統都是限量版，因為它們過了幾個月後必會被停產。若生產商選擇限量生產作為營銷策略的話，那就用不着標榜限量版來作號召。因此，法拉利永不會推出甚麼限量版ENZO。同樣，名牌手錶公司亦不會推出甚麼特別版陀飛輪，否則，這只會讓顧客覺得這個品牌的其他陀飛輪不夠特別或罕有。

市場由用家轉為收藏家

在上周舉行的亞洲遊戲展中，不少網絡遊戲商同時推出限量套裝來推銷它們的新電子遊戲。而徠卡（Leica）的限量版策略則剛好相反。徠卡生產了一枝超大光圈的50mm F0.95鏡頭來代替以往的50mm F1.0鏡頭，新鏡頭的表現確有明顯的改善。有負擔能力的用家當然會較喜愛新鏡頭。但世上還會存在一些從光學發展歷程的角度去欣賞那枝退役50mm F1.0鏡頭的收藏家。徠卡推出新50mm F0.95鏡頭的代價，是親手把舊50mm F1.0鏡頭淘汰出局。所以，徠卡需要替剩下的存貨另覓買家。收藏家便成為它的目標顧客，收藏家與用家的要求不同，剩下的50mm F1.0存貨便需要加入新元素由工具變為藝術品。把鏡頭放入名貴的木盒，再加上溫度和防潮功能，連放置鏡頭的軟墊亦非同凡響。這樣，徠卡便將原本賣不出的存貨轉為珍藏限量版，價錢亦比原來高出一倍。

但大家必須明白到這些所謂限量版並非為着擴展新市場而被生產出來，它們被用來針對收藏家市場純粹因為它們在用家市場遭淘汰。生產藝術品來取悅收藏家並非徠卡的優勢。否則，徠卡便已一早改行。

遊戲展策略 簽名品招徠

相比，在遊戲展中推出限量版明顯是針對同一班目標顧客。但跟徠卡類同的地方在於限量版本身不會是直接賺錢工具。例如，參展商只推出10部高達限量版，而價錢亦遠低於市面炒價。

推出小量的特別版和壓低價格似乎是商家的刻意策略，主辦商本來可以依賴公開競投的形式來拍賣美斯親筆簽名足球和費蘭度托利斯簽名利物浦球衣。相反，主辦商選擇把這兩項寶貝以零價錢作贈品推出，製造排隊來發揮廣告效用。對小朋友而言，這比傳統廣告更有效，機迷在網上留下的評語亦是網絡遊戲商非常依賴的推廣媒介。遊戲愈早被玩家廣泛使用，推廣力愈強。主機可以限量，首辦公仔可以限量，但遊戲使用永遠是愈多人參與愈好，絕不可能出現限量使用的情況。

收緊買地政策 反釀樓市泡沫

近日讀到有關中央政府應對內地樓市泡沫的報章分析，發現當中出現了一點頗為嚴重的錯誤。新政策限制內地發展商從地方政府手上買地時，必須支付5成地價作首期，餘額則要在一年內繳付。報章繼而討論國土部收緊地產商的資金流動靈活性能否有效地遏止房價上升的趨勢。這些討論都着眼於減弱中小型發展商日後投地的進度與地價水平的關係。結果，這些討論通通白費，因為它們一開始便假設了地皮的成本上漲是製造樓市泡沫的原因。

投地意慾挫 供應少加價

成本從來不是影響價格的因素，價格必須是買家自己願意付出之價。相反地，買方願意提高價錢才令到賣家決定增加成本製造貨物來賣給對方。又或者當成本上升了，令到一些生產者離場，供應量因而減少這樣才會令買家提高價錢。假若新措施有效地減低發展商日後投地的意慾，房屋供應減少只會進一步令到房價上升。

《福布斯》雜誌把黃金列為全球金融泡沫首位，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則第二位。黃金在國際市場裏以美元作價。黃金價格上漲是美元鈔票發行量不斷上升的後果。同樣，中國政府為着保八，向全國各地增加開支，希望製造就業。地方政府向北京上達開支的需求，事事誇大會有很高的機會。地方政府官員貪污，把部分北京發放的開支佔為己用的可能性亦存在。貪官當然不善做生意，否則他們已一早跑到商界當企業家。故此，我們可以推斷貪官有非常高的可能性會把這筆「橫財」用於投機的炒賣上。樓市提供一個合適的機會。地方政府官員當然會有一手資料知道當地未來幾年的城市發展，他們擁有人口流動資料，可以估計房屋需求。他們比普通市民更易理解外商投資當地的步伐，擁有這些信息便成為這些貪官在投資房地產上的優勢。

用在保八上數百億的開支，縱使其中僅有1%被放在私人袋中，這筆橫財會成為製造樓市泡沫的元兇。

小型發展商減 利追擊貪污

新措施加劇小型發展商的資金壓力，迫使它們結業。最後，內地發展商的數目可能會被減少，從而有利中央政府追查房地產買賣所牽涉的資金來源，打擊地方政府貪污。世事常常如此，政府介入，挽救國家經濟或安全，往往引發其他棘手的後果。

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增加機場安全檢查，提高旅客的時間代價，令到更多人選擇使用路上交通。結果，在九一一後的一年內，交通意外死亡人數比原先估計高出1,200人。

高錕獲獎雖遲 無損影響深遠

被譽「光纖之父」，高錕早在1966年發表論文，提出光導纖維被應用在通訊上的基本原理。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後，高錕才獲諾貝爾物理獎，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遲來的獎項。

但跟世上所有發明家一樣，高錕這類目光與智慧有別常人的學者所擁有的比較優勢，往往只是局限於提供出色研究的本事。至於怎麼樣把研究結果商業化，將它變為可以令常人消費者得益的工具，這位天才物理學家可能是個門外漢。

高錕光纖 需時推廣釋放潛力

畢竟，普通人對這項科技應用的接受能力和認識，並不在他的研究範圍內。亦即是說，在推廣光纖技術上，高錕必須依賴其他人幫忙。而這些其他人加上的貢獻有多少和效用有多大，高錕當然缺乏「話事權」，這又再一次是供求的分析。

高錕固然替世人提供了對光纖認識的大門，但世人對於這項知識的實際需求可能要等一段長時間後才呈現出來。世人面對信息費用這個局限條件，對高錕獲獎時間有決定性的影響。

據聞高錕非常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這固然是任何一位科學家對其學術的處理態度。科學領域的發展，必須是基於有新現象發生，推翻了現有理論的含義，不管這些新現象是從實驗室裏頭抑或從大自然找到，它們的出現成為一個鬧鐘，提醒科學家需要發展新理論來改善理論的解釋能力。高錕獲獎是因為現實世界證明他確實對世界有貢獻。相比下，現時的經濟學發展則大不如前。

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是由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立成，當時已經是二次大戰後20多年。在那段期間內，經濟學家都開始對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分歧作出解釋，清楚地把經濟分析視為一門科學，希望對現實世界作出一些正確分析角度。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對交易費用怎樣影響制度選擇這個問題感興趣。研究在商場裏價格及同約安排成為這個門派的起步點。

經濟學家漠視現實 徒換尷尬

在70年代早期，因中東危機，美國石油價格急升，引致廣泛通脹。美國政府於是實施多項價格管制，多間公司違例被政府起訴，繼而僱用對現實價格安排有認識的經濟學家在法庭上替他們辯護。因為薪金優厚，這班人紛紛跑到法庭去賺錢，全職在大學裏教書的學者更只剩下一些對現實世界一知半解的純理論家。

從1975年開始，美國便開始成立一門主流學派，稱為「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主張所有政府政策對社會都不能產生甚麼實際後果。信息費用更完全被忽視，而國家亦自動會處於全民就業的狀態。神奇地，這些理論完全不提及金融市場的波動會怎樣影響宏觀表現。

20年後，「理性預期」之父，Robert Lucas於1995年獲授諾貝爾經濟學獎。Lucas比高錕得獎快，但只換來終身尷尬。

甘乃威與活士的分別是……

「老虎」活士肯認，但甘乃威唔認。身處不同情況，此行反應亦不一樣。

在車禍後，活士跟情婦的關係曝光。他在網址上公開道歉，承認了他的婚外情，又說自己沒有「堅守價值和堅守對得起家人的行為」。有人或許覺得活士的形象會因此而被徹底粉碎。要評估這句說話，我們必須知道它所指的形象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形象，和在甚麼人心目中的形象。

活士形象無損 贊助照舊

很明顯，在活士太太心目中，忠心丈夫的形象必然嚴重受損。但在球迷心目中，他的高球一哥形象似乎並沒有出現大問題。證據出於一些產品贊助商的反應。 Gillette、Nike和Gatorade都是針對偏重男性和運動愛好者為目標顧客的生產商。去年活士替這些產品作代言人的收入約1.1億美元。婚外情事件曝光後，這些贊助商仍然繼續支持活士，亦代表這些贊助商認為事件無損在目標顧客心目中活士的一哥形象。這樣，活士要為公開道歉所付上的代價亦不至於有1.1億美元這麼高。

在社會中，當人與人之間出現多而複雜的合約關係，一個人所作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影響他單一個人，後果將會需要他跟合約夥伴一起承擔。公開道歉有可能是活士跟贊助商作出的共同決策，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猜測。但基於上述理由，我們亦可以猜測到甘乃威否認求愛不遂有可能是民主黨高層的共同決策。

甘乃威道歉 難挽公信

在電視中我們只見到何俊仁和劉慧卿讀出一些不帶內容的演辭，而甘乃威的家人則沒有出現替此人辯護。何、劉的表現反映他們預期甘乃威因自述的「暴躁脾氣」，而即時解僱王麗珠會替民主黨帶來的負面影響。

活士公開承認偷情無礙贊助商對他的支持，因為活士的婚外情與他在高爾夫球場上的表現拉不上任何關係。在報章裡我們很少機會讀到一些上市公司高層的風流行為，這代表著它們沒有新聞價值，因為公司盈利與高層的私生活不存在明顯關係。投資者當然不會關心，活士在球迷眼中所作出的貢獻是非常明確。

政治家則不同，進入立法會後，議員毋須接受任何清單列明他們在任期內的表現。再者，在投票機制上，我們很難量度一位議員在確定或推翻政策上所作出的個人貢獻。相比之下，個別黨派的貢獻較易量度。民主黨誓言以公眾利益為依歸，若王麗珠所言屬實，甘乃威的行為便至少傷害兩名公眾的利益，王麗珠和甘太。這明顯違反民主黨的使命，亦同時反映黨主席對黨員的審查不到班，不利他在公眾眼中的領導者形象。這解釋到何劉甘在此事件上有一致的反應。

驗毒旨在監管 不用怕出錯

大埔區校園驗毒計劃快將展開，學生有贊成，亦有怕尷尬。後者更擔心檢驗結果會有出錯機會。驗毒是一項監管制度。它跟所有其他制度一樣，必定會出現不完善之處。因此，我們很難完全否定學生被驗錯這個機會。

結果有誤 負責人員更尷尬
但同學用不着怕，如果檢驗結果被發現出錯，負責驗毒這位人兄會比你更尷尬。校園驗毒計劃並沒有剝削同學反駁的權利。清白的同學大可要求重複驗尿，到時負責人為推行驗毒計劃須付上的代價比你的尷尬高出無限倍。

日前舉行的法國對愛爾蘭足球賽事中，亨利以「上帝之手」幫助法國躋身明年南非世界杯決賽圈。愛爾蘭球員衝上裁判面前質問，但後者堅持法國依法入球。第二天，這位判官已成為眾人詛咒的對象，飯碗難保。觀眾入場加上電視轉播球賽實質上是監管球證作出正確判斷的一種制度。但畢竟依球例落場踢波，便自動需要接受會被球證冤枉的機會。

生活與愛情 要冒受傷風險
要投入生活，接觸生命。其中一項代價就是讓自己冒上會被其他人傷害的風險，最入肉的例子莫過於愛情。當你愛上一個人的時候，你便自動把自己的心靈放在他或她手上。讓他（她）掌握你的心，你會覺得非常甜蜜和幸福，但同時你亦明白到對方可以隨時把你的心握碎。在結婚時你讀出的誓言基本上等同一項公開宣布，向公眾承認你的伴侶已經壟斷你的心，亦等同授權他（她）可以傷透你的心。你唯一可以寄望他（她）終生不會行使這個權利；愛上一個人比接受驗毒的風險高出不知多少。

盡力考試 尋找自己弱勢

另外一個類似的經歷是同學接受考試，驗毒和考試相同的地方，在於它們只可以驗出一些指定的特質。除了一些指定的毒品外，驗毒不會驗出其他東西。考試亦一樣，除了一些特定科目的知識外，其他的課外知識驗不出來。一位同學可能對周邊事情十分感興趣，他可能懂得去明白對方把一些說話吐出來時背後真正的意思，他可能想像力豐富，他還可能有毅力、有骨氣。在任何機構裏，他是可造之材。但因為這些特質通通不在課程內，他會被不利的考試成績冤枉。但我仍然建議同學不用害怕結果，用力應付考試。考試本身驗不出你在課外的優勢，但它能驗出你一些弱勢。有關自己的優勢和弱勢絕對不是免費得來的信息。只要你盡過力，下過苦功，考試結果不論好與差都會帶出一些信息，觸發你進一步尋找自己的長處。

黃毓民若補選 欠「邊際生產力」

警方於粉嶺一所中學搗破的校園販毒案中，被告招認每粒K仔的入貨價為50元。賣出後，被告自己賺取5元，即10%回報。警方在他的寓所內再檢獲67粒K 仔。即使這批存貨，代表他每天的平均銷售量，這位年僅17歲的被告須冒上入獄的風險才每天賺取335元的收入。把風險計算在內，這個收入水平實在極低。

經濟分析為此作用的解釋奇妙地亦可以同時解釋到為何美國經濟復甦速度不如所料般強，及為何社民連就五區總辭的議題上自己內部出現分歧，連我自己亦覺驚訝。

黑社會為著逃過警方視線，會選擇利用一些無案底的年輕人推銷毒品。但這些青少年明顯地在推廣業務上是新手，他們自己或許多年來已經有濫藥習慣。這並不代表他們有足夠的人生經歷，看透其他人或潛在顧客的需要和懂得推介毒品的特性。

在校園販毒令到代表黑社會的推銷員毋須到處跑街尋找目標顧客。不懂世事但又需要借助其他東西來發洩或解放自己的小夥子自然送上門。在達成交易這個事項上，這位推銷員所作出的貢獻亦相對較低。

生意額貢獻量 反映在收入上

經濟分析中的邊際生產理論指出，任何生產要素擁有者對生意額作出的貢獻會反映在他的收入上。這個道理不難理解。

美國第三季經濟增長，計入通脹因素後，按年為2.8%，低於上月初估的3.5%。

這些不可盡信的經濟增長估計往往只是基於一系列反映市場需求的數據被運算出來，但公司的競爭力卻被忽視。美國人以往過量消費的行為已經被美國財長公開批評過，亦因為以往美國消費者需求甚殷，固此公司經理毋須作出甚麼努力亦會生意滔滔。

在雷曼債券事件上，很多本地銀行分銷商被譴責沒有向投資者解釋清楚產品風險。但事實亦同時反映出銀行在沒有清楚解釋產品風險的情況下亦能成功地出售產品，亦即是說，在金融泡沫爆破前，銀行不用作出任何實質貢獻而無礙成交。

今天經濟差了，公司上級經理為求自保會盡法隱瞞自己的無能和制止一些對公司生意有潛在貢獻的下屬上位，因而減慢企業生產復甦的速度。

擾亂立會作衡量 長毛貢獻清晰

對於黃毓民提出押後五區總辭時間到年底這個建議，梁國雄則反對和聲稱他「不會為了團結而妥協」。依賴粗口來表達不滿港府政策的聲音，梁國雄畢竟是先驅。在這方面，他回報選民而作出的貢獻是非常清楚和有效。請辭後再經補選回位不成問題。

若把擾亂立法會運作看為一次貢獻，我們很難量度到黃毓民在立法會的表現怎麼樣能進一步（即邊際上）增加梁國雄本身已經發揮了的貢獻。因此，若他失去民主黨的支持，單靠他替社民連作出的不明朗貢獻，回位的機會必定比梁國雄為低。後者的明確貢獻令他不用團結亦勝算在握。

國泰裁決 為何津貼不屬薪金？

高等法院就國泰航空及空中服務員之間對假期工資的爭拗裁定空中服務員的飛行津貼、地勤津貼、免稅品銷售佣金及外站津貼，均不應計算入薪金之中。法官判案的理由，在經濟學家的耳中，有時會變得莫名其妙。

例如在此案法官指出，根據《僱傭條例》裡薪配的定義，薪金應該要以日計算。而飛行津貼和地勤津貼則需要到服務當值時以當值工時計算，再每月發放。法官認為即使在數學理論上可以計算出服務員平均在一個月內每日所得取的津貼，但因為這些每日平均津貼隨時可變，因此很難作出準確計算，所以不可以被視為日薪計入假期薪內。

領隊出團收小費 也隨時可變

但同時法官又引用永安領隊被裁定勝訴一案，指前提是領隊小費是以每人每日的形式訂立出來。法官強調永安領隊小費顯而易見是逐日累積，與國泰案情有異，故永安案例對此案無約束力。

可是，領隊小費莫非亦需要到領隊當值（即出團）時才能獲取嗎？而且，出團人數亦不會團團一樣。領隊在出團時每日收取的小費須因應團友人數而定。所以每日小費亦「隨時可變」，把領隊小費納入薪配計算從哪一方面會比國泰空中服務員的情況為容易呢？

雖然法官與經濟學家會出現雞同鴨講的一刻，但就國泰的裁判，雙方卻有一致的看法。

按時段預計貢獻量 出價請人

任何一本中六經濟科書本都會寫下高斯及張五常對公司本質研究，向你解釋公司老闆與員工以一段時間計工資的原因，在於雙方難以預先就哪一段時間內界定清楚每一項員工需要替老闆作出的貢獻，僱主只能粗略地估計員工就每個職位對公司大約作出的貢獻來出價請人。若僱主能夠預期到在某一段時間內，員工能帶出更多貢獻，那麼在競爭下他必須增加該員工的薪酬方可把他們挽留。

領隊替旅行社作出的貢獻，當然是照顧團友，貢獻的多少於是與團友人數掛鈎。領隊小費收入按團友人數計算便是一種自動機制，量度員工貢獻來訂立該段時間內員工應得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僱主交出時間工資來換取一些有限度的權利來指揮員工。

公司運作便取決於上級的決定，這亦是公司選擇以時間算工資的原因。由上管下，便是指揮的意思。若國泰發放其他津貼和佣金的目的，並不是藉此來交換對服務員的操控或管理權，這筆錢便算不上是時間工資的一部分。

巨額虛擬廣告 博高價售樓

因為消費者對產品的認識往往受到信息費用的阻限，賣方於是存有意慾依靠廣告來傳遞一些有關資訊給予潛在買家，藉此方便交易。但既然賣方知道買家缺乏完整信息，因此利用廣告來欺騙對方亦在所難免。

廣告有真有假。假廣告有效，因為買方相信廣告的內容。但叫消費者相信廣告，大部分廣告務必需要真實。若所有廣告都是虛構，買家當然不會上當。假廣告會出現，但絕不可能所有廣告通通是假。

本港樓盤廣告 通通虛擬促銷
有關樓盤出售的電視廣告，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們通通都是虛擬畫面，非常假。明明是推售本港境內物業，但廣告要不是讓你置身歐洲古堡，便是展出一個你從未見過的香港。

上周廣播事務管理局首次就樓盤廣告失實，批評本港電視台沒有履行責任核實廣告內容是否屬實，嚴重誤導觀眾。

該廣告利用電腦技術，把周邊畫成綠樹環抱的灣畔，而事實上海景將會變成樓景。廣管局並沒有譴責提供虛幻廣告的發展商，只是根據《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規定，點名批評4家持牌電視台。

核實責任 落在電視台身上
這是政府在監管事項上減低自己運作成本的一種做法，把核實廣告內容的責任落在電視台身上，政府便只須監管電視台是否受到投訴，其他一概不理，輕鬆得多。

另一方面，廣告商則以觀眾的觀感和接受程度作理由，反對法例打壓創意，「如果限得太死就唔使廣告，貼張通告街招就得」。經濟分析還未有「觀感」這個概念。但它能指出廣告片中的畫面可以跟廣告內容沒有直接關係。

早在30、40年前，經濟學已經把廣告納入市場競爭來分析。但因為絕大部分學者一向沒有跟現實世界接觸過，故只懂將公司會計圖表裏屬於廣告開支的數據拿出來。結果分析一敗塗地。這班學者還以為公司贊助慈善活動只是為做善事跟推廣公司品牌無關。又以為在旺市開舖的開支純粹是店舖的運作成本，跟廣告無關。

富人炫耀消費 自賣廣告

富有人家穿金戴銀被學者討論為甚麼「收入效應」問題，但我們今天可把這類炫耀消費理解為替自己賣廣告的行為，展示自己在市場上的成就。這個理解可以解釋到為何一些眾所周知的商界強人在衣着上相對地會較樸素，因為他們已經達到再毋須替自己賣廣告的境界。

發展商花巨費製作一些近乎科幻性質的廣告片段，可以被理解為反映發展商預期出售樓盤收入的一項下注。廣告片本身的畫像並不重要，但要令觀眾感到這是十分昂貴的製作，方可配得上樓盤預期中的售價。

置業納社會福利 政客妄想

近期本港豪宅價格急升，在缺乏充分證據和理論支持下，政界突然跑出，站在舞台上大喊擔心豪宅價格會拖高中小型單位物業價格。故此，議員紛紛要求政府遏抑樓價，讓夾心階層享有置業的機會。奇怪地，沒有一位議員談及現時夾心階層的居住環境條件，或租金水平跟中位收入的比例這類問題。

居屋原意 改善居住條件

假若居住條件尚且過得去，租金亦屬合理水平的話，那麼置業為何會被這班滿腔熱忱的議員視作一項迫切問題呢？在房委會舉辦的集思會中，贊成復建居屋的一方不自覺地已經把置業當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項有關元素，彷彿方便市民「上樓」是成立政府的原因之一。

把置業納入社會福利的範圍是全球首創思潮，是本地議員和各政黨的妄想。

政府推出居屋的原意是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不是幫助市民「上樓」，把居屋出售是為着減輕政府建造居屋上的財政負擔而已。曾俊華曾經說過，若地產市場出現不公平，政府將會果斷主動介入市場。但巧妙地，他避開解釋甚麼為之「不公平」。就市場的競爭準則而言，立例收緊樓宇按揭成數完全沒有改變價高者得這個事實。

據房署提供的資料，現時有8.2萬個家庭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但又負擔不起200萬元以下的私樓。

基於以上數據，李華明便認為購買居屋是這些家庭的「唯一出路」。

這個結論是基於多項假設，包括（一）租屋住是一條死路，（二）這些家庭永遠停留在低下階層，子女成長後絕無出人頭地的機會，（三）不論樓價（或租金）有幾不合理，這些家庭仍然會被迫留港居住和工作。這明顯是對現時低收入家庭的歧視。

勾地用途設限 打擊意慾

另外一個爭議中的課題是關於增建居屋對私樓價格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我未有資格下定論。

但地產界卻相信復建居屋將會對私人樓價不利，因此，地產商不時發放甚麼調查報告，指近日樓價已出現回落迹象，促請政府切勿出招遏抑樓市發展。

而發展商更打蛇隨棍上，既然有人認為豪宅價格過高，那麼只要政府降低勾地價，發展商便會投得更多地皮，增加豪宅供應，豪宅價格便自動下調，政府才沒有這麼笨！

民建聯則提議政府在推出土地時，可考慮加入條款，限制土地用途，只可興建中小型單位，目標買家是中下層家庭。若地產商覺得推出這些單位會影響他們手頭上的物業價格，他們當然沒興趣勾出這些地皮，民建聯提議的供應自然缺乏需求。

醫生薪酬官司 背後經濟理據

公立醫院醫生向醫管局追討超時工作補償，終審法院裁定醫生超時工作不會有額外補水。而醫管局的上訴，認為醫生假期時候召工作，應以每小時計算候召補償，則被駁回。結果，醫生於假期時候召，可獲補足一日假期。前後兩者的裁決，完全符合高斯對公司本質的有關經濟分析。

面對困難叵測 難劃一時薪

首先，合法假設醫生一周工作44小時，但又列明醫生須超時工作。不論超時多少，一律獲得3,500元的額外津貼作補償。醫生不滿之處在於現時一周平均工時已超過80小時，要求法院決定超時工作津貼是否合理，便需要到法院知道有關醫務人員供求的信息，方可訂立醫生一周工作80小時的正確公價。在信息費用這個局限下，法院自然拒絕插手，香港法律尊重私人立約的權利。若醫生不滿合約內容，他們大可選擇辭職。

公立醫院醫生供應減少後，工資自然會上升。因此，公立醫院醫生現時的月薪加津貼是否公平地反映醫生每周工作80小時的合理報酬，大可由市場機制自行決定。但另一方面，醫生合約倒不如以時薪計算，多勞多得，問題便立即消失。不談虛報工作時間這個監管難題，以每小時算工資比以每月（或年）算工資所牽涉的交易費用高。在勞力市場裏，獲得高薪厚職的人士不單止提供稀有的技術，他們要應付的事項亦較複雜，需要即時作判斷，固難被其他人取替，身價自然高。但這些複雜事情亦同時較難事前在合約上一一表明，所以很難就每項事務作價。醫管局不可能就所有想像得到的病人狀況一一在合約上列明及分別作價。亦因為這個原因，醫生每小時要應付的問題很難會不停重複。既然醫生每小時須提供的服務變化叵測，把醫生的時薪通通劃一實在有點兒不合理。

低交易費用 每月定價符原則

以一段較長的工作時間來算工資卻較容易達成，醫生每個月需要應付的事情到下個月會重複的機會較大，事先就未來一年定下每月工資所需的交易費用亦較低。至於醫生在假期時候召，情況等如醫院在公眾假期仍然要求對醫生有行使權。這一點充分反映高斯對公司主質的理解。

老闆以月薪支付員工，並不是直接換取員工每月提供的服務，而是老闆在每一個月內有權自行單方面決定員工是否需要提供服務。當然，老闆要求的服務必須事前在合約上受到限制，老闆以月薪來交換這個有限的行使權。同一道理，醫院亦需要付出一點來爭取這個行使權，醫院最後是否要求醫生工作與這項交易無關。

經濟理論欠驗證 虛有其名

上周不少報章講及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不約而同地把今屆其中一名得獎者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視為與張五常師出同門。甚至連科大教授亦以為兩人學說屬於同一派；這是一知半解下易犯的錯誤。

如果只因為威廉森與張五常在組織結構這個相同課題下作出畢生研究，便把他們視作同一派別，那麼兵與賊也是同一派別，因為兩者都是拿槍的。

諾獎得主︰生產難靠私人合約

威廉森的拿手好戲是指出很多合作生產都難以依靠私人立約進行，因為會出現有人中途「縮沙」這個風險。據威廉森之見，合約期未滿前中途退出是一種卸責行為，以拒絕履行合約作威脅來剝削對方，希望藉此可以分佔多一匙成果。這些卸責或欺騙行為可以在立約前或立約後發生，故此必須受到監管。

市場運作要監管，公司內部運作亦要監管。對於行外人來說，尤其對於立法會議員而言，監管這兩個字可能非常入耳。監管帶給政客佳餚美食。

高斯與張五常從來不由「卸責」入手。原因是卸責毫不稀奇。經濟分析假設我們每一個人必定自私。既然自私，又怎會不卸責，不剝削對方呢？再者，監管者會否全力以赴，亦是一個問題。經濟分析絕不可能假設監管者本身大公無私。

監管者自己亦會有卸責的可能性。因此，監管者亦須受監管。如此類推，只會出現無窮無盡的監管。那麼，最後剩下誰人會親身從事生產呢？

高斯和張五常一早便已經看透這個致命的漏洞。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卸責的出現其實視乎責任是否在合約中事前被界定清楚，和每項卸責的罰則是否足夠地嚴厲。

張五常︰能否廣泛應用成關鍵

威廉森非常富有想像力，能夠指明在眾多的合作生產事務上，可以出現五花八門的卸責行為，使到分析在理論層面之上，有多種變化，深受只懂理論的所謂學者熱烈歡迎，大大提升了他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

張五常則表明，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在乎它是否能被廣泛地應用於不同情況來作正確推測。若不同情況需要到不同的理論來作解釋，理論便失去它的普及性，亦即是說，它的用途便被大大削弱。

任何一位科學家，都必須具有不斷尋找新事物的決心和毅力，用事實來挑戰現有理論的推測，讓事實來決定我們是否需要新理論來作解釋。

純理論家當然對張五常這番話不感興趣。因為在「新制度經濟學」這個課題上，理論明顯供過於求。在沒有經過事實驗證的情況下，任何理論都是多餘的。

顧慮「經濟牌」 民主黨總辭難

金融海嘯發生後，香港普遍市民或許比以前更留意到要求2012年普選會帶來的代價正在急升。取捨這個局限條件在真實世界中永遠揮之不去，任何選擇必有其代價。

民主在某情況下是經濟物品，飯碗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是經濟物品，我們貪心，固希望兩者都能去擁有，但事實不容許。

經濟轉佳 爭普選民情減

人民幣債券在港發售，金融從業員徹底感受到中央政策與香港金融業務發展的關係。中國公民被容許到港投資豪宅的勢頭，肯定對樓市有刺激作用，全港業主舉手歡迎，零售業受到自由行的恩惠更不用提。

泛民主派亦應該察覺到，市民對迫使政府交出2012普選方案的興趣有可能下滑，燃眉之急，議員應該開始着手探究選民對政府施政其他方面的不滿之處，重新布陣發炮。

草根支持者眾 社民連代價低

這一點，我個人相信社民連亦知得一清二楚。所以，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社民連針對普選而提出「五區總辭」，變成一項十分有趣的學術問題。若需求定律能繼續發揮功效，它會含意着社民連對此舉所付出的代價必然非常低。即是說，他們會預期到，在辭職後，很快便會再當選返回立法會上。那麼，社民連必須有一班固定擁躉，而這班Diehard Fans亦必須認為普選方案對本港經濟所帶來的威脅，沒有甚麼值得他們在乎的地方。

原因有一個可能性，他們的收入與香港整體經濟表現無關。在所有經濟結構轉型中，財富再分配是離不開的問題，結構性失業與宏觀條件無關，並不是一些周期性問題。被經濟轉型奪去收入的人士，很少機會能受惠於中央開放政策替香港引來的商機，擲蕉和粗言穢語這些把戲便成為社民連替他們在立法會上發洩的服務。而五區總辭對社民連絕非甚麼釜底抽薪之法。

民主黨總辭 猶提早出局

它只不過是一項清楚信息，讓大家明白「經濟牌」對社民連起不到甚麼作用。相反，民主黨的支持者平均收入較高，亦較易接受「經濟牌」。這些改變令到一些只顧爭取普選而漠視其他民生方面的議員，下屆當選的機會驟減。故此在下屆選舉前，他們必須盡法找出目標選民的其他有關需要來張鼓升旗。現時請辭便等如提早出局，代價很高。

民主黨與社民連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必須顧及政治和經濟，在這兩方面要小心取捨。李柱銘既然不當議員，力推總辭代價自然會高。

結構產品趕客 資金回流股樓

所有出於金融市場的結構性產品或衍生工具，都必須指明在甚麼市場環境下，產品持有人可以有權根據某項事先指定的方程式收取利益。因此，在購買這類產品時， 買方所付出的金錢並非代表從對方身上交換到一些確定的權利。這是與我們一向明白到的商品交易最大的分別，你購入一所物業時，你即時享有3項權利。第一，你 享有使用權；你個人有權決定將該物業給予誰人使用。在法律，其他人無權左右你這個決定；第二，你有權出租物業來賺取租金收入，你有收入權；第三，你有轉讓 權，可以在沒有政府價格管制下以市價將該物業賣出。

股民不能參與公司營運

樓宇買賣只不過將這3項有關該物業的權利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至於買股票時，散戶只能得到轉讓權。而收入權則視乎公司董事局對派發股息的有關決 定，很多所謂學者大概認為股價已經反映公司的派息政策。所以，股票持有人的收入權是否受到清楚界定並不重要。收入權未獲事先清楚界定的原因，在於散戶無權 參與決定公司日常運作上所牽涉的資源使用問題。這些運作往往與資金調動有關，若散戶的收入權被硬性地確立，公司能夠有效地運用資金的空間便受到更多限制。 但上市公司的形成是基於分工合作的道理，非專業人士貢獻資金來當股東，而專業人士則貢獻眼光、判斷，和勞力來當管理層。兩夥兒共同合作賺錢，在這個合作關 係上，股東必須授權管理層決定資金運用。固此，股東自然地亦必須放棄要求定時收息的權利。最後只能擁有明確的轉讓權。從權利的角度看，任何財物的市值會等 於給予買家每項權利的價值加起來的結果。大市波動下，股價便取決於轉讓權的帶來的利益。物業則不同，樓宇的價格會受到使用權（例如自住）的價值和收入權 （租金所得）的價值支持。因此，大市下滑時，物業價格跌幅較股市價格調整為小。

市場透明度低 削轉讓權

結構性產品跟股票相似的地方，是它只給予持有人轉讓權。持有人無權利用產品的使用來換取收入，因為產品本身完全沒有用途可言。但大部分結構性產品給予買方 的轉讓權，往往因為缺乏透明度高的公開市場而被嚴重削弱。當產品持有人完全不懂從哪裏可以出售產品時，情況便等於沒有轉讓權一樣。投資者應該已明白這個道 理，故把資金調回傳統的股票和樓市裏，令到大市跑過實質經濟表現。

政府少干預市場 減官商勾結

新世界發展（00017）董事總經理鄭家純和執行董事梁志堅，試圖以司法覆核為理的花招，拒絕出席立法會調查梁展文事件聆訊，目的似乎是為着逃避回答立法會，有關梁展文從那方面能帶給新世界一些商業價值這類的問題。

一位政府高官離職後的商業價值，在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早前於中文大學發表的演說內，完全沒有出現過，他確實在演說中曾指出施政應以民為本。但這不過是指明特首應負的責任，並不等如參選特首的個人理由。

當然，唐英年絕不可能愚蠢到談及一位特首退任後的商業價值會否急升，這個敏感問題與內地新聞傳出的官商勾結事情完全是兩回事。

蘇聯瓦解 軍人變犯罪首腦

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在70年代開始推行改革，逐漸引入產權制度，他明白到人類自私自利這個動機，需要在適當的制度環境下，才可以發揮互利的功能。

但任何制度，改變一開始必然導致財富分配產生相應改變的局面，依賴舊有條件發財的利益既得者，必定反抗改革。最重要的，還是在未建立新遊戲規則前，貿然粉碎舊有制度，很容易令到武力使用成為重新界定權利的競爭準則。

緬甸這個貧窮國家，多年來受軍人統治是一個例子。蘇聯瓦解帶來的麻煩更大，一向以鐵幕手法鎮壓人民的前蘇聯，必須依賴大批軍人和秘密警察來運作。突然間，中央政府一聲說再見，讓周邊其他附屬國家紛紛獨立。之前跟政府打工的軍人和秘密警察面臨失業，於是組成黑社會，利用他們一向擁有的技能繼續發財，令到今天的俄羅斯和所有巴爾幹半島的國家經濟停滯不前，而這些前秘密警察不少已榮升國際犯罪集團首腦。

干預少 商人不必勾結官員

鄧小平指出，必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便是一開始清楚地將一些控制企業運作的權利，交給有能力足以阻礙改革的政要人士和地方官員，來交換改革能夠順利被通過的機會。只要這些控制資源使用的權利，日後得以轉讓，企業管理最後會落到有能之士的手中，這是我個人理解中國改革的看法。

官商勾結的必須條件，是政府有權干預市場，政府有權影響營商環境，間接地影響生產運作。港府現時干預市場的能力遠不及內地的情況，商人用不着勾結在職官員。

叻人為政府效勞 自我增值

況且，高官離職後，大可名正言順地加盟商界，將他對政府長遠發展計劃的認識，來幫助私人企業發展。這樣，加入政府機構便可成為有效的自我增值橋樑，從而更加吸引唐英年口中的「叻人」為政府效勞。

要做好領袖 聆聽絕不夠

上周唐英年在中大以「領導、包容的藝術」為題的演說中，出現不少令人費解的疑問。首先，他講及的「領導」並非單指政府機構的最高領導，而是一個社會的領導人，影響社會民生的最終決策者，整個演講內容的基礎假設是唐先生認為香港社會運作需要一個領導人。

以民為本 達致市民分工

他描述的領袖，必須聆聽各階層聲音，不可以堅持「我煮乜，你食乜」的心態，應該讓「市民食乜嘢，點樣煮，都有份話事。」可是唐先生在演說中一開始便已經指 出領袖制定政策必須以民為本。若果這個大前提已經一早得到共識，市民已經放心這位領袖會以他們的利益作依歸，自然地大家都會樂意授權這位領袖替我們作決 定。參與「話事」絕非一份免費午餐，它需要大家花時間，花精神。

專業決定 仍需倚賴精英

「以民為本」的理想結果是達致分工合作，市民各自奔跑照顧自己的私人利益，而領袖則全力監察共同整體利益。例如，當聯儲局或歐洲央行調整利率時，我們從來 沒有看到市民遊行反對。大家認為這是因為市民「有份話事」決定利率嗎？我們互動地接受當局的決定，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並非專家，對銀行業運作和宏觀調控並沒 有深入的理解，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不願意花時間、花金錢去明白這些複雜的事情，我們於是接受一些精英的決定。我上館子用餐，因為我「唔識煮餸」。在那裏 「點樣煮，邊個煮」，我何來「有份話事」呢？如果廚師本身未夠功力自行決定「點樣煮」，不論餐廳給予食客多大的「話事權」亦會無補於事。所以，若政府官員 未達「精英」的要求，市民又怎會放心？從這個角度看，唐英年指香港早已告別精英政治，反而令人擔心。另外，假設唐先生心目中的領袖暫時放棄私利，着眼大 局。再假設這位領袖是「一個好的聆聽者，放下身段（領袖的身段為何會出現在演說中？）聽取不同及反對聲音」。

衡量不同聲音 欠量度值

但唐先生沒有講出怎樣衡量這些不同聲音的重要性，在社會裏，你爭我奪，實屬平常。勝負須視乎遊戲規則而定。在立法會上，有人嘗試以聲量作準則。但聲量難以 反映某些意見的重要性，在市場競爭下，競爭者需要付出價錢。而價錢能有效地量度競爭者心底裏的價值，政府遊戲正好缺乏量度價值的工具。以示威遊行為例，從 示威人士數目多少，我們或者可以估計他們對交通帶來的損害，但卻難以推算他們所反對的措施會帶給他們多少損失。作為一個領袖，「聆聽」是絕不足夠。

醉駕尚且嚴打 禁毒何需手軟

我們不時收看到政府發放兩個類似的電視廣告，呼籲青少年遠離毒品，及鼓勵市民擺脫沉迷賭博的心態。兩者都強調這些行為對自己身心、家人和朋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政府卻針對校園吸毒問題試圖立法強制驗毒，而對好賭則似乎沒有考慮進行甚麼制止措施。要從立法途徑來遏制某些行為明顯地是干預人權的做法。但在社會裏，你我之間的人權往往出現對立。

醉駕人權與路人安全 必須取捨

現時，警員有權向任何駕車司機進行酒精測試，是揭露私隱的做法，干涉市民酒後駕駛的權利。若酒後駕駛的權利受到保護，那麼路人確保自身安全的權利便自然地遭受威脅。人權的界定必然會被取捨這個局限條件所影響。醉駕或超速駕駛的權利不可能跟路人安全的基本權利互相並立，取捨在所難免。完全不受管束的人權在社會裏不會出現，這只不過是佛利民所提出「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簡單道理而已。

至於好賭這個問題，政府坦然指出這是家庭破碎的重要因由，但絕對沒有鼓勵市民戒賭，更加沒有立法阻止市民酒後賭博或超額下注。市民戒賭可能有助減少家庭糾纏問題，但卻會同時政府博彩稅收減少，影響其他政府設施的供應。因此，政府必須在博彩稅及減少花在處理家庭問題的資源這兩項事情作取捨。遏止賭博，從政府的角度看，並非明智之舉。

驗毒增戒毒信心 打擊毒販收入

在校園強制驗毒跟對司機強制測試酒精，當然是侵犯私隱。但它們亦再一次指出世上沒有完全不受管束的私隱權，而各位亦須明白強制驗毒的最終目的並非為着揭發學生吸毒的行為。校園強制驗毒的可行性正好是基於吸毒者害怕私隱被公開揭發。所以，強制驗毒本身是一種威脅，增加吸毒者戒毒的決心，若吸毒者漠視私隱被公開，強制驗毒亦會失去其效用，學生反對之聲只會增加警隊對強制驗毒有助反毒的信心。警隊要打壓的對象並非吸毒學生，而是毒販的收入來源。校園網絡是不可小覷的毒品零售市場，不單止每月有新同學加入，而畢業後的「顧客」亦會繼續「幫襯」。

毒品交易 間接津貼人口販賣

販毒是走私其中一門生意，走私渠道被確立後，其他貨物亦可同時作非法買賣，包括人口和武器。但走私是一項資金密集的生意，必須預先買通沿途各國有關官員。

從事多元化的走私活動是籌集所需資金的有效橋樑，當小朋友拿出零用錢與毒犯交易時，無意地他們正在津貼世界各地的人口買賣，幫助毒販侵佔各地婦女的人權，令到黃色行業不時有「新貨」供應，這樣，吸毒與醉駕又有何分別？

毒販藉分享推銷 誘青年墮毒海

青少年需要跟其他人溝通，需要其他人的關懷。這些需要反映我們並非百分百冷冰冰的捕獵者。我們出手關心他人，正因為自己亦有這個需要，但市場運作從來沒有要求我們關心社會。即使賣方要設法了解和滿足買方的需求，但最終目的都只不過是增加自己的財富而已。完全談不上關心。

「獵物」中招 源於無知欠警誡

滲入校園散播毒品的黑社會組織企圖拓展市場，必能事先明瞭目標顧客對於渴求分享的需要。加上遇着金融海嘯，這班「生意佬」更需擴闊客路來保持貨品流通量。

雖然這些從事販毒的黑社會勢力可能很大，入口毒品的物流管理可能非常專業，但在銷售上的運作跟流動小販無異，貨物來歷不明，沒有品牌保證，質量參差，沒有任何售後服務，貨不對辦，亦不會原銀奉還。任何投身工作的人士都會明白到市場裏充滿混水摸魚的行為。固此，對這類貨品必起疑心。

對於交易欺詐行為不太理解的市民，他們「中招」的機會比其他人高。70歲阿伯亂服壯陽藥入院與初中生索K便是有關的類同證據，都是源於無知和缺乏警誡。裘錦秋中學女生集體索K，是一類互相分享的行為。某程度上，這跟足球賭博的流行相似，容許大家分享一些對於球隊表現的見解。

相對而言，六合彩的流行程度遠不及賭波，原因是投注六合彩很難存在甚麼值得大家分享的見解。

那位提供毒品給裘錦秋4女生的被通緝者，當然以分享作推銷手段。但實質他是城市森林裏其中一名捕獵者，而那4名女生已成為他的獵物。要是她們起初已經全神貫注於一些癖好，那便用不着花時間另覓其他例如索K的玩意。又如果她們一開始便確認到自己心智清醒的重要性，為索K須付上的代價便自然提高。所以，「電車男」染上毒癮的機會亦較低。

吸毒少女重拾自信 毒品難再埋身

在社交上，「電車男」的得分可能不太理想，但畢竟在某些項目上，他們是專家。他們具自我，根本不須靠索K來互相分享，因為他們不須靠分享來增強自信。他們非常自信，難以成為販毒集團的目標獵物。只要青少年把自己看作支柱棟樑，便自動避開毒販的視綫。

裘錦秋中學4名吸毒女生之一阿芳，寫下自白書，「我向大家發誓，不會再接觸毒品」，「我會勇於承擔一切後果」，「阿媽哭的樣子，我今世都會記住」。每句說話都是從「我」開始作出發點，代表自信的勇氣，毒販又喪失一個目標顧客了。

正生書院風波 市場解決最民主

離島區議會計劃把幫助吸毒青少年改過自新的正生書院，遷入梅窩南約中學舊址，卻一直遭梅窩鄉事會反對。

這類爭議的發生是因為土地使用權和轉讓權未被清楚界定為私人所得而引起的。只要這些權利能夠明確地落入某人手中，土地便成為私產。事情亦會自動從政治舞台轉到辦公室的寫字枱上，變作生意項目處理，唯一要解決的問題便只是價錢問題。

市場運作 須界定私產權

但是次梅窩居民以激烈抗議的方式來反對南約中學舊址改為戒毒用途，正好反映市場機制未能出現去決定土地使用。

高斯定律指出，明確界定私有產權運作中，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市場運作依賴價高者得這項競爭準則來決定資源使用，政治則是根據市場安排以外的其他渠道作競爭手段。可是，這些違背了私產本質的競爭行為往往替社會帶來額外損失。

上周在旺角道因大巴和小巴爭位而釀成的交通傷亡是清楚例子，小巴要由西洋菜南街左轉出旺角道，但過了西洋菜南街口之後的一段旺角道設有很多巴士站。

違競爭準則 招社會損失

巴士要入綫，而小巴要出綫，這個街口於是引發競爭。但同時又沒有任何指揮來界定入綫司機或出綫司機有優先權使用西洋菜南街口之後的一段旺角道。亦即是說，運輸署沒有在這個路口明確界定大巴與小巴之間的競爭準則，令到競爭行為不受限制。而這些不受限制的競爭，最後必然導致資源損失。

旺角道搶綫與南約中學舊址之爭所帶出的後果類同，梅窩居民的反對聲音和意見，遲早會在從普遍傳媒散開，表明他們不歡迎亦不信任正生書院的學生。這等同向一班力求自新的吸毒少年發放一個負面啟示！他們是被拒諸門外的一群。

排斥戒毒 無異車禍殺人

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更加渺茫，「無彎轉」代表繼續濫藥所須付出的代價亦相對下降，浪費生命亦會變得正常。

將吸毒少年推向這個地步和旺角道兩死八傷的慘劇有甚麼分別呢？以市場的交易手法來處理正生書院問題的好處，在於個人憎惡的分歧完全與交易無關。雙方成交能否出現，最重要是在價格上存有共識，在其他方面上的見解是否一致，無人理會。在市場裏「要錢唔要人」。故此，不同意見人士共存，絕不成問題。從這角度看，市場安排是最民主和最和平的制度。

語言微調增競爭 惹政客不滿

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方案」重新再界定中學之間的競爭遊戲規則。輸贏有變，教學界當然反應不一。

中文中學聯會批評政策貶低中文中學地位，而英中聯會當然歡迎新方案。雙方面都理直氣壯地拿出學生利益為藉口。更有時事評論指出，「本港整體教育未來的成功，根本之道肯定在母語教學而不在英語，中文是根，是本，英文是輔，是弼，這點絲毫不用懷疑。」

非強制英語 打壓母語不成立

反對微調方案的聲音是否正確，我無本事回應，但這些反對之聲充滿雜音，這點絲毫不用懷疑。爭駁究竟在於（一）新方案打壓母語教學發展抑或（二）新方案授權獲派屬前列四成新中一生的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安排，但只容許其他未達標學校最多25%課堂以英語進行？

嚴格來說，新方案並沒有強行英語教育，因此說不上是打壓母語教育。至於張文光，「所謂」擔心一些未符合有以英語學習的學生，利益最終被犧牲這個論點，完全忽略以下兩點。

第一，學生有選校的權利。第二，達標的學校採英語上課的選擇，是基於它的收生大部分擁有前列四成的入學成績為依歸。張文光所「擔心」的學生是否指另外的六成呢？

若將政府放手給予達標學校自由去決定教學語言，說成為打壓母語教育發展的做法，那麼支持母語教育便意味提倡中央政府干預教育發展。這個含義似乎跟泛民的旗號有點不合。

政客反微調 假學生利益之名

如果達標學校通通採用英語授課，英文班的數目便會跟收生成績掛鈎。物以類聚，英文班較多的學校便能更有效地吸引成績較佳的學生報讀。

香港現時有三成中學獲准為英文中學。英文中學的學生，成績未必一定普遍地比其他中學高。在新方案下，學校只要收生有85%為前列四成的學生，便能達標，以這個比例算，這些前列四成的考生可以分布於全港47%的學校，令它們達標。

這脗合政府估計將會有四成半的學校在新方案下能夠以英語授課。某程度上，這等同全港學校「起底」，讓家長較易了解不同學校的收生情況。

不代表教育界的議員余若薇和李卓人與張文光的「教育觀點」相反，認為新方案改革不夠徹底，因為政府不會公布各校開設英文班的數目，令家長難以選校。

減少信息費用固然對消費者有利，但同時這亦會加劇出售者之間的競爭，從而削減它們的利益。競爭者和代表它們的政客必定會美其名把學生利益掛在嘴邊。這些伎倆永遠逃不過經濟學的法眼。

通識求共識 培養思想奴隸

早前有線電視邀請陶傑試做通識科模擬試題，於其中問題，有另外考生答案與陶傑的論點十分相似。最後陶傑要「食蛋」，而那位考生則獲近乎滿分，考評局隨即跑出來就事件回應，並替評分制度辯護。但觀之，考評實在反應過敏。

電視台測試 毋須作辯護

有線電視邀請的改卷老師未必是考評局聘用的閱卷員。那三位改卷老師也沒有根據考評局的程序按部就班對問題的精要作劃一理解。分數差異甚大，可以被用來指出有線電視並非監管公開考試的能手。由有線電視負責的評分出了問題，怎可以被當作證據代表考評局將會同樣地出問題？考評局根本毋須替自己辯護，恐慌地回應只會帶出更多誤解。

奧運評分公開 難作比較

考評局總經理親口說：「專業判斷都是主觀的，你睇奧運跳水、花式溜冰、體操等全部都係專業評判做判斷，一定專業得來有主觀成分。」拿奧運評判跟高考閱卷員作比喻有好些地方不對勁。

雖然奧運評判手持獨權評分，但參賽者的表現卻是公開的，容許全球數億觀眾心中評分，於是評判的決定便公開被大眾監管，考生在問卷上的作答則不會被公開。因此，閱卷員受到的限制亦比奧運的評判少。

奧運評判之間的評分差異與廣東道賣玉老闆們之間對玉石定價的差異相似。但後者對不同玉石的評級排列次序或價格排列高低往往一致。所以，任何一位奧運跳水參賽者或高考考生獲得的分數本身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永遠是排列名次，亦即是究竟他的分數比其他對手高或低。考評局採用由兩名閱卷員分別評分的「雙評方式」跟奧運會使用多於一位評判的做法一樣，為了減低在判斷考生的排列位置上有機會遇到的誤差。

主流答案 獨立思考相矛盾

考評局非常強調閱卷員之間的一致性，認為只要閱卷員達致共識，它的社會責任便完成了。通識科原本是為着訓練高考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但另一方面，通識教育教師聯會會長張銳輝則指出：「即使考生選答屬少數人士選擇的答案，只要同時回應大眾主流看法，亦能取得較高評分。」

以獨立的思考方法來答出大眾主流看法，分明這是精神分裂的第一步。又或者是藉此教導學生投資股市，預早知道大市主流的看法。

若果通識科要求考生交出一些大眾主流接受的看法和價值觀，這將會是培養思想奴隸的有效橋樑。甚麼觀點有資格成為閱卷員的共識，必定是補習社的熱門科目。

特首六四論 利益良心之戰

在上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出現兩個有趣的經濟學問題。

第一、當吳靄儀要求曾蔭權就六四事件表態時，提出了有關「分享利益」與「埋沒良心」之間的取捨問題。

第二、曾蔭權回應「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就是我感覺到香港人對現時的看法。」

對於吳靄儀一再要求澄清的「良知」問題，曾蔭權大可以參考任何一本中四經濟學教科書第一章所指出的取捨道理，任何選擇必有其代價。

良心有價 標準不一

我們需要決定作出甚麼程度上的代價或犧牲才算合理。

從吳的角度看，「良心」便是為着爭取經濟利益而付上的代價。但從另一角度看，經濟利益和就業卻是保持「良心」的代價。

每人為着爭取某項目標而願意作出的代價都不同。我會為錢而出賣我的朋友兄弟嗎？只要價錢夠高，我當然會，我的良心隨時出讓，只不過可能我的叫價有點兒高，令到這麼多年來我的良知仍然呆放在自己心中，無人問津。

良心跟所有其他物品一樣，必然有價。所謂無價寶只是一些未獲足夠資料來作定價的物品而已。但若我們未能詳細地列明「良心」的規格和級別時，便難以為它定下價錢。在甚麼情況下把「良心」出讓才算合理，這確實是頭痛決定。既然吳的良心標準和曾的良心標準未經國際認可的品質量度劃一界定清楚，在立法會上辯論良心，必然難下結果。至於曾被激出亂子，作出的超標答案，它只不過是一句未經事實支持的斷言。在沒有實證到手的情況下，嚴格來說，泛民沒有理由提出反對。

反應過敏 泛民冒風險

曾斷言他的意見代表港人平均「整體」意見，只要泛民意見不是港人整體意見，邏輯上，不代表泛民意見也有可能代表港人整體意見。因此，梁國雄怒言「你怎可以代表我」？邏輯上未能足以推翻曾的爆肚台詞。況且，曾已明確地指出他自己的看法是他「感覺到香港人現時的看法」。對他人的「感覺」不滿而離場抗議，未免有點反應過敏。當然，身為特首，只憑個人感覺在立法會上發言，亦非常兒戲。但畢竟在科學的角度看，曾蔭權在六四事件上的看法是否，或在甚麼程度上，代表港人整體意見，這將會是值得由事實引證的提案。

聽聞社民連將印製「曾蔭權不代表我」字樣T恤。從風險管理角度出發，這會是非常冒險投資。若事實證明曾蔭權在相當程度上代表港人整體意見，那麼「曾蔭權不代表我」便等如「我不代表港人整體意見」。

股民跟風下注 恒指不純反映經濟

港股在兩個月內上升超過5,000點，任志剛上周認為股市價格缺乏經濟基本因素支持，建議大家做好風險管理。他說︰「當有很多資金流入時，是會影響到香港的資產價格，股票也會影響到……可以說得清楚一點，經濟的支持仍然是不存在的。」而王冬勝亦認為股市的升勢與香港本土經濟情況「背道而馳」。

恒指升跌反映經濟 不合理

但甚麼才是有關的經濟因素往往不能容易地從現實觀察出來，當有人說股價缺乏經濟因素支持，其真正的意思是指他未能依賴一些他認為有關的因素，來正確地推測股價的走勢。

從科學的觀點出發，這是代表事實推翻了理論，令理論失去它的解釋能力。但從信心爆棚的自我出發，每當事實與理論推斷不符合，其含義將會是事實出錯，自己想像出來的理論永遠是對的。從投資者角度看，所有可以被用作推測股市走勢的因素便自動成為有關因素，由這個觀點出發，若股價與本地經濟因素背道而馳，這是因為有一些本地經濟以外的其他有關因素被金管局忽視了。

況且，港交所從來沒有制定任何的約束，只容許某類消息攪動恒指。因此，把恒指看作為純反映本地經濟的工具，此舉並不合理。

成交量愈大 風險反更大

在分析股市投資者心理的學問上，我是外行人，但眾所周知，金融產品市場與其他實物投資如藝術品買賣的最大分別，在於後者的成交量和風險水平都比前者為低。

學院派的經濟分析通常以為增加成交量有助降低資產風險，原因是各人所知都跟其他人略有不同。每人都把資產價格與自己所知來作比較，有人認為市價過高，有人認為過低，各人以自己所知來作投資決定，結果不約而同地有助穩定價格。但這個論點卻是基於一個重要假設，每人一開始便對資產擁有某程度了解，這些個人了解不一定正確。不同參與者各持己見，由市場證明誰對誰錯。但我有權選擇去節省了解資產所花的信息費用，跟大隊行。

只要像我這類的參與者數目增上升，結果會變成加劇股市的走勢，使到成交量與價格波動有正面的關係。

無知亦入市 加劇股市波動

股市對我這類無知人士的吸引力，在於買賣方便，中間人收費亦較低。

其他實物投資如二手錶則不同，買賣差價較高，因此只有對鐘錶較有認識的人士才會下注，價格波動亦較低。但二手錶有時下流行的運動型錶和上了半個世紀的古董錶之分。投資古董錶需要下注者對機械和設計有較深的認識，因而古董錶價格亦較穩定。所以，市場風險與廣泛下注者的特性有關。

流感蔓延與金融海潚 出奇相似

流感擴散與金融海嘯所牽涉的過程有不少地方十分相似。

首先，在發病前，自己很難察覺已否染上流感。同樣，在金融海嘯爆發前，亦很難靠投資者自己察覺投資組合是否包括有毒資產。

毒性最初未被確認

第二，到現時，世衞仍未了解甲型流感病毒影響人類身體運作的過程。同樣地，我們未能讀到任何金融機構或大學研究所對結構性產品怎麼樣放大金融市場風險的有關報告。

第三，病毒存在於它的天然宿主（host）體內，不會產生殺傷力。例如大家熟悉的沙氏病毒，它的宿主是蝙蝠。在蝙蝠體內，沙氏並不是甚麼病毒。只是當沙氏由蝙蝠體內轉到其他生物身上，為了適應新宿主的免疫系統，這個病毒便開始作出變化，成為大殺傷力武器。風險未確定的結構性產品買賣若受到限制，如只容許金融業的行內人參與，金融海嘯可能縮小至漣漪的程度而已。

大家試想，如果雷曼債券受到法例管制，不能以零售方式轉讓給無知大眾，本地銀行在吸納雷曼迷債的決定上，必然會更加小心審慎，從而令到雷曼不能這麼容易發行它的迷債。

泡沫經濟 人傳人

第四，病毒變成流感，正因為它可以由人傳人。泡沫經濟的形成亦是靠人傳人。凡人活於信息費用的局限中。要絕對地掌握一切所知才下決定，明顯是不可行。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作決定，我們往往會選擇跟大隊，但這個策略的可行性，要視乎我們能否知道大隊正朝甚麼方向走。

金融市場的其中一項重大發展，在於出現不少平台把金融產品的價格信息滙集一起，清楚地顯示大隊的走勢，價格出現固然有利信息傳遞，但它不一定保證所有正確和有關的信息都會通通被反映出來。

例如，美國病控中心指出，口罩的作用是防止病人散播病毒，而非保護健康的人。那麼，未有發病的我是否應該除下口罩？但我又怎麼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染病呢？最後，人買股票，我買股票，人戴口罩，我戴口罩。

可克服病毒 卻難遏投機

第五，流感迫使我們改變一些日常生活習慣，多洗手和少親吻（後者是黎巴嫩和墨西哥政府的呼籲），金融海嘯亦改變很多人的消費習慣，金融投資的吸引力下降後，很多市民把時間轉用於消閒方面。在路上確實比去年多見名牌房車跑出來「兜風」，纖體舞蹈班的平均報名人數比以前多，復活節期間旅行社亦多了生意。

控制病毒擴散，人人關注。但在金融市場裏，投機之風卻永遠蔓延無阻。

亂剪金像獎 無綫低估代價

無綫上周轉播金像獎頒獎，把鮑起靜感謝亞視的片段，及司儀吳君如介紹鮑 姐為代表亞洲電視的搞笑對白通通刪剪。從電視觀眾的角度看，無綫難逃「小器」之嫌。

只要這些刪剪並非因機械故障導致，無綫必定認為節目的刪改對自己有利。若整個頒獎禮是由無綫百分百注資製作，而節目亦屬無綫的私產，那麼無綫當然擁有權利決定節目的剪接。

搵政府笨 或失金像獎播權
問題在於今年頒獎典禮獲政府資助，某程度上可被看為政府出錢交換無綫的服務，讓典禮能夠轉播給市民觀賞。從這個角度出發，無綫的行為跟問題藥廠類同：試圖「搵政府笨」，利用政府缺乏監管來從中作利。

況且陳志雲已承認「現場與轉播時間相距一小時」，因此明顯地無綫有足夠時間決定把甚麼片段刪去。在商言商，無綫的意圖完全符合經濟邏輯，但自以為刪剪鮑姐的片段對公司有利，無綫確實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皆因對「邊際利益」這個概念缺乏足夠認識。

「邊際」是指行為作出改變而帶出一些後果，但通常這些後果並不能容易地和直接地從行為變化推算出來。最明顯的例子是商場裏的洗手間，決定洗手間的數目是非常頭痛的難題。我們從來找不到數據指出一所洗手間會怎麼樣影響商場整體收入，商場業主跟租戶商舖有對分收入的合約關係。因此，商場業主可以憑收入數據明白某商舖是否配合商場人流和目標顧客的需要。但洗手間裏沒有買賣，不可能交出收入數據來證明它的存在價值。若這些零收入的洗手間被爾冬陞所講及的「奴才自己出主意刪掉去」，後果將難以估計。

刪掉所有跟亞視有關的片段，其邊際損失有可能令無綫失去下年金像獎轉播權。未能估計刪剪片段的代價而貿然作出決定，這絕非明智選擇。

無損對鮑姐認知 小器累股東

說過損失後，轉到邊際利益那方面看看。首先，廣大觀眾早知鮑姐為亞視演員身份。壟斷者為了鎖定客路，其中一招是盡法增加顧客的信息費用，使顧客難以轉投其他競爭者懷抱。可是無綫選擇保留或刪剪片段都不大影響觀眾對鮑姐的認識。所以刪剪帶來的邊際利益等如零。

另外，如果刪改節目源於無綫某小器話事人為求一點心理安慰的話，這是因為在一間上市公司裏，濫權帶來的惡果有其他沒有話事權的小股東共同承擔。

少女賣帽生意 大學生搵工啓示

　　香港大學向來屆09年畢業生發出「就業警告」，並指出經大學就業中心提供予新畢業生的工作空缺，今年首季的數目只是去年的六成，而財經金融系的畢業生最受影響，該類職位空缺大跌至四成。由銀行提供的分析員空缺更坎坷，不及去年的一成，有經濟及金融系的學生寄出七十封求職信，至今獲3份聘書，包括會計、助理客戶經理，及政府見習督察，統統與經濟科無關。

◆小小企業家 找版權設計生產◆

　　但同時在旺角西洋菜街，大家有可能遇到一名15歲的小妹妹鄭金鈴擺檔賣Cap帽，她懂得在設計的問題上，向任天堂查詢版權，用獎學金在香港知識產權署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然後找內地廠商生產。

　　鄭金鈴的例子，正好用來說明張五常教授的傑作，「公司的合約本質」，裏面言及的中間人或企業家角色。

　　企業家專長分析市場需求和服侍顧客，懂得怎樣把市場傳遞過來的信息變成賺錢機會。企業家當然需要跟其他生產要素持有人合作方能成事。若生產程序複雜又沒有既定步驟，企業家便須親身指導干預。正因為生產要素持有人的責任無法事先界定清楚，他的收入便難以就每件單獨事項算價來決定。結果，企業家與生產要素持有人的合作關係會以一個較簡單的模式來運作。

　　生產要素持有人會願意在合約期間授權企業家有限地指揮他，容許企業家到時單方面決定怎樣使用他的生產技能，這是經濟分析中的僱用合約。

　　但如果生產程序大致可以跟從慣行的步驟，企業家便不用費時親身參與和指揮。又如果製成品的質量能夠事先被界定清楚，件工合約或外判合約便可以代替僱傭合約。

◆視搵工為做生意 要推銷自己◆

　　鄭金鈴所設計的Cap帽，其品質控制可以事先清楚釐定，故只須外判給廠家生產，不阻礙自己每天上學讀書。企業家本身不一定是甚麼專家，但他必須能夠配合不同專家的生產，使到顧客滿意。換言之，企業家擅長了解其他人的優勢和需要，這亦是明白一盤生意運作的關鍵。

　　香港大學向學生發出「就業」警告，反映它沒有把畢業生看作「創業」材料。這個想法也未必無根據，大學科目教你專攻電腦、精算、會計，或與現實無關的純經濟理論，務求令到你覺得自己是專家，不停等待伯樂賞識。但畢業生求職時往往忘記了「搵工」其實是一盤生意，把自己以好價賣出。不像企業家去了解他人需要，生意又怎會成功？

窮男難求偶 高薪女亦難嫁

黎潔瑩在一次電視台受訪問時說出「我月入3萬，無一個男朋友比得上我！」後，便即時在網上被封號「黎三萬」和成為男網友的圍攻對象。另外，統計處發表報告顯示，灣仔蟬聯2007年和2008年最富有區域，但區內未婚女性比率達34.6%，亦是全港最高。

港女月賺3萬 單身或成代價

灣仔區住戶月入中位數剛好也是3萬元，我不知道黎是否住在灣仔，但從區內單身貴族的數字看，收入與單身似乎有一定關係。灣仔區除了有錢人比率最高外，單身人士比率亦是排首位。這個現象不難理解。有錢人通常較多花時間在工作上，結婚代表時間的用途需要作調整。工作帶來的收入愈高，這個調整所涉及的代價也愈高，有關結婚的需求量下降亦不出奇。

但收入與單身這個關係發生在女性身上比發生於男性身上更顯著，因為單身男性在灣仔區比率上並不是最多。未婚男性比率以黃大仙為最高，這些數據有迹象顯示男性會因為收入低而找不到對象，但女性則會因為收入高而令到婚姻受到阻礙。

在黎事件上，網民的強烈反應，反映出錢財在港男眼中的男女關係上，確實非常重要。倘若黎說出「我對教育作出的貢獻，無一個男朋友比得上我。」大家可能會有點莫名奇妙，但不致圍攻。一些東西有自豪價值，並不需要與炫耀價值掛鈎；自豪是對自己的承諾作交代，其他人能否有共鳴並不重要。

港男拼命掙扎 未尋自己優勢

相反，炫耀則純粹倚賴他人的回應，接受和認識。金錢可界定個人在市場中達致甚麼水平的成就，給予自己個人滿足感；它亦可作炫耀用途，因其他所有人認識到金錢的購買力。黎口中的月入3萬可以被看作為個人成就的客觀量度指標，個人自豪感的基礎。況且，盡管男朋友的收入比不上她，這都沒有影響她面對男朋友時小鳥依人，千依百順的表現，反映出男友在其他方面的表現和成就必然已經贏得她的要求和仰慕。

以我理解，港男與探險家是相反詞。港男不時在現狀社會中拼命掙扎，盡量在現時的遊戲規則裏爭取較有利位置，但從不會自告奮勇探究遊戲規則背後原因，或者尋找另外一些自己會較有優勢的遊戲。有可能港男對自己的比較優勢何在也不太了解，要減低信息費用，自己須承認對世界或其他人的了解，存在着甚高的信息費用，港男必以為自己沒有信息費用。

錯在不用中文 才子玩出禍

香港記者協會批評菲律賓禁止陶傑入境是「離譜」的決定。

記協的反應絕對是預料之內，任何「寫稿佬」必定是倚賴言論自由這個基本權利方可以文字作賺錢工具，但文字跟其他溝通媒體一樣，它們必須容易掌握，令大多數人學會。亦即是這些溝通工具不能太精密準確，要是說話句句不含漏洞，大概社會上每人都要進大學研究三五七年邏輯。

跟所有選擇無異，取捨是避無可避的。文字表達的意思存有灰色地帶，是為着減低社會日常運作的交易費用所致。

◆網站轉載 讀者不限本港◆

陶傑的回應指出，「僕人國家」文中所描寫的角色，是一個香港戇男，文章純粹是用來諷刺這名戇男的處境劇。陶傑認為︰「可能是菲律賓人的文化背景差異，對文章的演繹不同，以致看不出他在指桑罵槐。」這話沒錯，但身為「香江第一才子」及「專業名嘴」，他應當有足夠智商預早洞悉到理解分歧的危機。

文章本身以英文發表，因此目標讀者不再是香港一般本地人。陶傑可能跟大部分經濟學者一般，對現實世界的局限條件不太了解。

首先，有不少菲律賓女傭在菲國已持有大學學位，她們的英文水平遠比我們的中文水平高出千萬倍，閱讀《HK Magazine》完全難不過她們。

第二，文章還曾經在網站發表，出版社可能作過假設，認為任何外國人讀完文章後便能自行找出當中諷刺幽默。若果這是真的話，那麼假設本身確實是非常幽默的想法。

鄭丹瑞的《小男人周記》生動地帶出本地諷刺文化而從來沒有惹來甚麼誤會，原因除了「小男人」這個符號外，他集中於一些廣大讀者已一早認同的戇男本色，適當地替自己的作品定位。

◆菲國雖窮 團結顯力量◆

陶傑在《HK Magazine》撰文是反映本地文化抑或國際視野？本地小男人抑或香江第一才子？定位明顯出現問題。更有樹仁新聞系學者認為菲律賓人民「小題大做及反應過激」，這只不過學者自己找不出在港菲傭強烈反應的理由。

私有產權未能廣泛被清楚界定，會令到市場機制不足以充分地運作，這是阻礙菲律賓發展經濟的原因。倘若在資源使用上，產權未獲清楚界定，法律能夠作出的保護，便不可以作全面的發揮。

有錢人提供賄賂是正常做法，而窮人則需倚靠民間自發團體來作保護。所謂「紅番區」便由此而來。菲國貧窮一族，團結一起，合力反擊，這是他們賴以求生的做法。

凡事罵政府 助長政府干預

有學者議員就上海正在威脅香港的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地位，而批評港府不思進取。

在一連串藥物事故發生後，政府不時被斥責在藥物監管上不力。在立法會上，政府官員似乎還要進修面對擲蕉潑水和粗口轟耳的儀式。這些不論冷靜或無禮的抨擊，通通反映出民間理念正處於危難中，大家似乎都已經默認政府在決定資源分配上的過大權力而順理成章地過分依賴政府，這是自由經濟的倒退。

◆學者也附和 違經濟邏輯◆

有關國務院通過的上海發展建議，中大學者批評港府「後知後覺，缺乏危機意識。」這種言論顯示出，甚至連經濟系的大學講師都相信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受到政府干預才得以成功。這完全是背叛經濟邏輯。任何在香港本地讀過中六經濟科的小朋友也明白到，政府決定是取代市場運作的一種機制。當政府權力增加，以私人訂立合約來決定資源使用的範圍便開始縮窄。

所以，若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壓歸咎港府的話，便等如鼓倡應當以政治行政手段來處理市場上的競爭問題。若經濟學術已經腐敗到如此地步，不學為妙。

初級經濟分析已一早教曉中學生有關「比較優勢」的含義，每人在某個職位做得稱意，原因在此工作上他的生產力比其他人高，又或者為此工作而須付出的代價比其他人低。

高官明顯地在政府體制下作貢獻時，他們有比較優勢。這些高官自己選擇不到金融市場裏打滾，因為在那些地方，他們缺乏比較優勢跟其他對手競爭。叫政府推動金融市場發展等如叫我推動本地中國語文發展一樣，只會弄糟收場。

◆議員爆粗辱官 掩飾無能◆

在藥物事故上，大家可能已經留意到，政府往往是有問題生產的大買家。醫管局大量入貨因為花上的大筆金錢並非屬於醫管局內任何個人的囊中物。花公家錢購物，驗貨時自然不及使用私人錢時那麼小心。

況且，公家醫院在醫療津貼政策下，已經做到「喘氣」，根本不用考慮病人給私家診所搶走的可能性，藥物出錯而導致醫院品牌受損，不會是員工要面對的問題。藥廠方面當然明白這個道理，製作程序草率亦是預料中的後果行為。

至於在立法會當面侮辱政府官員，便正好反映社民連想不出其他方法說服政府增加某類福利開支。粗言穢語是用來掩飾江郎才盡的終極戲法。社民連辱罵政府官員，正因為他們愛慕政府干預的權力。

花紅有殺無賠 AIG豈會不蝕

近不時聽到身邊朋友談及滙控供股權買賣的市價，意圖藉此作參考來決定日後對於滙豐的投資策略。

◆滙豐供股如窩輪 壽命更短◆

　　這個供股權實際是很「短命」或很快期滿的窩輪，亦即認股證，容許持有人在某一段時間內以一個預先落實的所謂行使價來購入某資產。但在契約上，這位窩輪持有人沒有任何法律責任或義務，必須要去購入資產，最後還是由他個人決定會否去行使列明在窩輪內的權利。
　　
給賦予行使權但又毋須負上責任，必然人人喜愛。例如女性最渴望男友隨傳隨到，在適當時候現身，在不適當時候自動消失。能夠擁有行使權，由自己去決定甚麼時候適當或不適當，這必定是女性心目中最理想的愛情窩輪。但男士的必然反應，大概會是「你想」！
　　
累到AIG投資在信貸違約掉期勁蝕的原因，是花紅制度下，免費送給該公司內部金融產品交易員，是一項可以賺大錢的窩輪。任何人持着的認股證只會帶給他賺錢的機會。有關的資產價格可升可跌。若它升得比行使價高，持有人便賺錢。但若有關資產價格跌至低過行使價的水平，認股證便失去它的利用價值，如垃圾一樣。它絕不會帶給持有人進一步損失。
　　
所以，其他元素不變，若有關資產的價格上落風險增加，對認股證的持有人來說，只會有利而無害。資產價格升得愈高，持有人利錢亦將愈高。相反，資產價格下滑，持有人所損失的，只是局限於認股證本身而已。

◆寧增風險多賺 他日虧損走人◆

　　花紅的本質，是為了節省老闆花在監管或指揮員工時間，激勵後者主動地為公司着想，目的令到老闆與員工的想法排成一綫。但AIG與一般公司不同，它是牽涉風險處理的投資機構。其他因素不變，AIG的利潤會跟它承擔風險多少一起掛鈎。但員工所收的花紅只會視乎公司利潤，而不會因應公司風險水平而受扣減。

　　再者，公司利潤愈高，花紅愈多。但公司虧損，員工則不作賠償。這明顯是一種窩輪，而AIG員工則是它的持有人。但跟一般窩輪投資者不同，AIG內有權收取巨額花紅的員工足以有能力增加AIG的風險水平。他們都是涉及衍生產品的交易員。這班人必然徹底明白到，身為窩輪持有人，增加公司即有關資產風險是提高窩輪回報的好辦法。

　　再者，花紅是據該年公司利潤計算，而風險帶來的徵狀，可能幾年後才浮上來。到時，這班員工都退休了。

無知衍生嘲弄 自毀於事無補

12歲女童葉彩微因不堪同學嘲笑體臭，最後選擇跳樓自殺。這裏我說甚麼亦無補於事。
　　
但既然我們只能朝着明天來看守自己的生命，我只得提醒大家，在存有信息費用（即無知）的局限下，遭人嘲笑將永無止境地發生。嘲笑跟歧視實屬近親，都有隔離或孤立對方的意味。假設你發了病，但我對你的疾病一知半解，只懂得害怕被傳染。因此我必然跟你拉開距離。但當我與你之間還存在好些人繼續互相接觸，我會害怕他們成為傳播媒介，務必把他們跟你分開，我在你背後說壞話當然是基本招式。

又假設我跟你是同行對手。而你我的生意手法各異，只要我確實肯定你是大傻瓜的話，我不會花 時間把你放在心頭。如果我發覺只有你的做法才是可行，我會立刻「抄」你。但如果你我勝負還未揭曉，我會設法「唱衰」你，減少你對其他人的影響力。

◆年輕人尋死 未明問題所在◆

　　在教室內，若我公然嘲笑一位身體殘障的同學，其他人只會把我視作無賴。取笑他人的不幸絕對極之無聊。但當我取笑你有臭狐，則可能會給其同學添上話題，因我跟其他人一樣都害怕從你身上染到臭狐，我們不時傷害對方，無知是最大禍首。

　　每一個醉酒駕駛的司機大概都不會立心在路上製造意外傷害他人身體。只不過這些仁兄總是不相信醉駕等如急召死神光臨。同樣，歐化的「別嘌醇」發霉事件大概不會是廠方立心謀殺病人，只不過它們沒有想到草率存放藥粉所帶來的禍害。

　　讓我重申，任何人身帶體臭，確實面對不少問題。社交不便是一個問題，要花時間和金錢把寄生於腋下表皮的細菌消滅是另一個問題。要屈辱於其他人因恐懼和無知作出的欺凌更是最頭痛的問題。但自己本身絕不是問題，自己不過是問題的直接受害者而已。解決問題在於尋找一些最經濟或最低成本的方法去殺死那些引致體臭的細菌，並不只是殺死自己或任何人。年輕人輕生往往因為他們未能指出問題所在。

　　我個人做事在某方面會過分執着，又從來不跟大隊方向，固時而遭人冷語嘲笑。我會卑視其他人的無知（雖然我同時非常了解自己的無知），但永遠談不上憎恨他人的無知。

　　世人的無知是在所難免的局限，怎麼避也避不開。着意他人的取笑而產生自卑感只會增加解決問題的交易費用。

博士管理層脫離現實 滙豐敗因

滙豐在03年收購當時美國最大獨立消費信貸公司Household International，這個決定的背後假設是以為把業務從歐亞地區伸延至美洲會能更廣泛地分散投資，降低風險。但可惜這個分「散」投資的決定最後令到滙控魂飛魄散。

而前滙豐亞太區主席艾爾敦則坦言，出錯的一着在於從第一天開始沒有派自己人去親自營運美國業務，「太過信任當時美國滙豐融資的一批博士生管理層」。言下之意，艾爾敦直指這批博士生是令到滙控慘敗的罪魁禍首其中一分子。

◆學術比武絕跡 公式橫行◆

能夠站在管理層的博士生在大學就讀時的主修都離不開宏觀貨幣經濟，又或者金融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分析。有關貨幣政策的理解，在六七十年代出現無數的論戰。而1976年諾貝爾得獎者佛利民與1981年得獎者James Tobin的比武最為矚目。

一方認為貨幣增長帶來的效應，在於不同物品的價格水平會作不同速度的調整。在這個調整期中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會因此而被扭曲，導致生產出現實質的變化，但另一方則認為貨幣增減會先影響金融資產價格和回報而逐漸蔓延到實質投資的回報上。生產投資會從這個渠道被影響在這些比武大會中，佛利民和Tobin都拿出不同證據來進攻防守。

今天類似的論戰在學術期刋裏已經絕迹，在主流的宏觀經濟分析中統統加入數學來增強邏輯的嚴謹度，但最後演變到只要證明理論結果在數學上說得通，便自動成立可信的結果，整個理論起初對有關現實情況作過了甚麼假設卻無人理會。

◆諾獎教授計數 曾揚言已無失業◆

在某些美國的知名大學裏，博士生會花上好幾年工夫去研究在甚麼數學假設下，供求相等這個結果能夠在邏輯上出現。這班博士生可能是數學奇才，但在經濟分析上，他們卻是無知一族。供求相等絕非結果。相反地它是一個起點，容許我們從一個非真實的抽象假設中推測到，當某項真實情況出現變化後，在行為上社會某個角落會作出甚麼必然反應。

1995年諾貝爾得獎者芝加哥大學教授Robert Lucas加入理性預期這個理論假設，再用數學來證明美國在自由市場必達到全民就業。而任何有關政府開支和央行銀根的政策將無法打擾全民就業這個均衡狀態。2003年，這位教授更揚言失業問題已被徹底解決，難怪艾爾敦所指的博士生管理層有足夠能力弄垮滙融。

人窮命賤 逆境加煙稅難奏效

財政司在預算案中建議即時把每包20枝煙加稅50%，即8元。政府料完稅香煙售量會減約17%，或約六分一。每包煙加稅五成，假設銷量下降六分一，那麼煙草稅收入便會有27%的升幅。因此，政府估計煙草稅收入將由今年的30億元增至下年度的38億元，關鍵在於政府從哪裏找出預期香煙銷量下降六分一這個數據。

　　由曾俊華口中，我們聽到有一項不知甚麼的調查顯示，煙價每增加10%，便會有6.3%年輕人放棄吸煙，但我們不知道這班年輕人只作暫時戒煙或是真的永久放棄吸煙。

◆錯解調查 加價只影響青年◆

明明調查指出香煙加價一成只會令到6.3%的年輕人戒煙，政府內部似乎看漏眼，以為6.3%的廣泛煙民會因而放棄吸煙。

　　若8元的加稅全數轉嫁給煙民，一包原售29元的香煙便會漲價27%。以簡單比例計算，若政府讀錯調查結果而以為10%香煙加價帶來6.3%的廣泛煙民戒煙，那麼香煙加價8元（即27%）便自動會導致17%約六分一的煙民戒煙。自以為順理成章地，政府便預期香煙銷量會減少六分一。

　　但曾俊華本人對這調查卻十分懷疑，他坦言「若是真的話，這措施成效可達5倍！」可是，他自己又搞錯調查結果。煙草稅加50%只會令到煙價加27%而已。

因此，若調查結果的推測真能發揮效用的話，新措施的成效可達2.7倍，絕非他所言的5倍。政府在處理數字的技巧上還須努力學習，以免在日後的發布上作出這麼觸目驚心的矛盾。

　　總言之，加稅就只不過是加稅，當中理由可能非常複雜，但政府公開的理由十成九都不會是它們心目中的理由，因而它們不會費神去了解這些非理由的公開理由，上文不接下理亦容易產生。

◆總代價不變 戒煙行為不改◆

　　從個人自私這個假設出發，吸煙人士人會考慮的因素何止煙草售價，吸煙對身體將來引致的災害亦是有關代價之一。

　　經濟分析的假設非常簡單，甚至可以稱得上無稽，最重要是推測準確無誤。最簡單的解釋是生命的價值取決於它的商業價值，亦即是活着工作所帶來的金錢收入。吸煙會縮減生命，經濟學人會視之為縮減賺錢的機會。這項金錢上的犧牲被經濟分析指明為因選擇吸煙而需要付上的代價，代價愈低，需求量則愈大。

在經濟不景的期間，收入下降，代表着生命的商業價值下降，吸煙須付上的代價亦同時下降。在這段期間，香煙加價，只要總代價沒有明顯上升，吸煙行為不會作大改變。

市場價值定勝負 北九裁決合理

當北九龍裁判法院活化計劃敲定後，Lisa姐直呼粵劇會死，坦言︰「我真係好想喊。」在這場爭奪戰中，汪明荃可被稱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烈士。

　　相比，觀乎新高中課程改革，把現時高級程度經濟科灌輸給中六生的一點兒實事求是科學性探討精神完全抹掉，卻找不到一位像Lisa姐的烈士跑出來大聲疾呼。眼看自己學好的基本功在3、4年後將失傳，我亦想喊。

◆即使全民決定 八和亦未可勝◆

當然，自己單方面的見解又怎可以強加於其他人身上呢？對於北九法院，你爭我奪，最後有勝有負，實屬平常。若計劃公開由市民決定，八和會館亦必然落敗。粵劇並非香港本地特色文化，要鑽研粵劇藝術，學生大可到廣州的各大藝術學院攻讀。

　　況且廣州粵劇還要跟上海越劇和北京京劇競爭，大大限制本地粵劇在戲曲文化上的價值。美國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SCAD）以數碼媒體教育為主，不僅沒跟本地大學課程重疊，亦未受到內地大學的競爭威脅。

　　相反，香港本地各所大學則將會大難臨頭。假若政府以社會價值來批出計劃，量度社會價值，便立時成為棘手問題。從商業價值出發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勢利眼的做法。但市價畢竟反映大眾市民願意付出之價。這樣，市場價值便可被看作為有效渠道來傳遞有關價值觀的信息。預期八和會館與SCAD分別在將來賺取的收入水平，必然是政府依賴的指標。

◆藝院被迫拓海外 印度勝荷里活？◆

據稱，SCAD將斥資一億五千萬來改建場地，這亦表明SCAD預期收入高於這個數字。八和會館不論怎麼樣加碼，效果亦不會相同。Lisa姐以為「如果有財有勢就得，早知我們都去籌錢啦。」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這話實是說不通。不論八和會館投資多少，它都是從供應那方面着手，難以反映需求。我們只可以在一些剛剛過時的主流學術討論中，找到「供應帶來需求」這個謬論。在現實世界中，永遠是需求帶動供應，SCAD投資巨額，純粹是預期中的需求驅使它這樣做。因此，八和會館的投資不能與商業機構的投資相比。

話雖如此，SCAD在美國以外投資，這個行為本身已反映它在美國境內的生意大概出現問題。例如不停加入電腦動畫的荷里活片種可能已經達致飽和，觀眾對虛擬現實已失興趣。又或者Hollywood已不及Bollywood（印度孟買電影工業基地的別名），觀眾目光已經轉移到40、50人一起跳的辣身舞上，數碼特技在電影上的應用可能已在走下坡。

經濟結構變 亞視萎縮難免

亞洲電視和無綫電視上周四各自宣布裁員，但焦點報道都只是集中於亞視。張永霖解釋亞視虧損多年，危在旦夕。裁員是迫不得已話題跟着轉到企業良心和社會責任這個問題上。在這些討論中，金融海嘯似乎完全掩蓋了其他有關的結構性改變。

　　傳統的電視廣播，正跟百貨公司和旅行社一樣，因為社會上信息費用不斷下降而面臨萎縮的危機。百貨公司的功能是作為中間人，把外國貨帶進來賣給本地顧客。但中間人這類角色很難長遠地持續下去。因為當百貨公司買手不停向外國生產商或供應商入貨時，這個行為本身已經將一項重要信息轉遞給後者，他們的貨品必然在本地有一定的銷路。

　　不單指百貨公司、代理的角色亦如是。在所有生意投資決定中，市場需求是最關鍵的因素。而本地中間人或代理商沒有可能永遠把這項信息隱藏起來。本地市場對某類的需求程度遲早通天，外國供應商自然會跨國取代中間人的角色，這是經濟全球化在所難免的後果。

◆港人寧多交台費 避看廣告◆

　　旅行社的命運亦大致一樣，愈來愈多國家旅遊免簽證，機票和酒店住宿亦可以經航空公司在網上處理。在這些服務上，航空公司已自行從旅行社手上搶去一定的生意而不同國家亦為了爭取旅遊外滙和收入，印發大量多國語言的旅遊小冊子和地圖。在金融海嘯下，國與國之間在旅遊業的競爭只會加劇，後果必定是提供更多的資訊服務來方便遊客。旅行社能夠作出的貢獻因而會被進一步削弱。因此旅行社受到的威脅不會是短期問題，行內人士必定比我更清楚了解事態的嚴重性。

　　上周有康泰旅行社領隊及導遊請願，爭取把小費納入工資及休息日差額補償。從經濟分析這個角度看，領隊和導遊的要求其實反映到他們預期裁員將至。立法把小費納入工資是為着增加他們被裁時所得到的賠償。

　　傳統電視廣播亦受到互動電視帶來結構性的威脅，傳統電視有既定的節目播放時間表，二三十年前，香港人主力生產業，因而有固定工作時間。當時，他們亦會有較多時間固定在家中，這是傳統電視的黃金時代。

　　今日難再在金融業和零售業主導下，香港人難有共同的固定時間留在家中。而互動電視再不受節目時間表的限制。再者，時間愈寶貴愈多香港人願意繳交較高台費來節省花在廣告上的時間。蔡衍明入股亞視，似乎政治目的比金錢回報更有關。

求職不遂嫁人去 大學助品質監控

聽聞韓國大學校園最近掀起了一股「結婚熱潮」。據說，韓國多了女大學生主動跑到婚姻介紹所報名。以前通常的做法，是由母親帶同大學四年級的女兒到介紹所入會，但最近是大學二三年級的女生自己跑到介紹所報名。

◆知識增選擇 大學生要多學溝通◆

當地報章社論批評，「花了昂貴的學費後，找不到工作而要結婚，這是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這個「浪費」的意思是指不用在大學接受教育也不會影響日後嫁老公。故此，大學教育對社會運作的貢獻便等如零。

　　但若男士要求自己的太太不單有「得睇」，還需要她有「德體」的話，那麼大學仍然可以被視為一所品質控制中心，確保從那裏出品的太太們智商起碼不會低過雙位數字。經濟學帶給我的學術訓練無法就這班女孩子的決定作價值觀的評語。但她們的行為則反映出一個簡單道理：知識增加個人的選擇，這班女大學生可以選擇在勞工市場找機會，亦可選擇到婚姻介紹所找機會，選擇總比一個鄉村姑娘為多。選擇愈少，在金融海嘯的陰影下，受到的打擊愈大。

在新年後，廣州開始舉辦多場招聘會。在首場中，人力資源調查顯示有近七成農民工願意降薪。這班農民工學歷較低，行業的選擇便收窄了。轉行的機會少了，便被迫困在原來的工業裏互相競爭，加劇薪金下滑的壓力。

在香港，大學生的就業情況似有傾向接近廣州農民工的遭遇。大學生彷彿故意地提早把自己的學識專業化，選擇削弱自己對社會其他方面運作的理解。今天，大學生的語文技巧和溝通障礙都成為香港各大院校的頭痛問題。學生對社會時事新聞的認識更慘不忍睹，這是過早專業化的後果。

◆金融海嘯下 專業不管用◆

「專業」帶給我們一點超越感，令到我們開始以為毋須向普通人交代或解釋。可是，當華爾街的品牌被濫用後，金融結構性產品或其他莫名其妙的衍生工具全數消失後，主修金融會計，國際投資或風險管理的大學生便會跟廣州農民工一樣被困起來。

在經濟不景下，零售是最迫切的問題。在先前講及的廣州招聘會中，銷售貿易佔進場招聘的企業大部分，生產商需要大量人手找生意，取回所需資金來推動下一回生產，當銀行手緊，無從批出貸款時，銷售帶來的資金尤其重要。要銷售技巧倚賴溝通和理解對方合作夥伴的要求，大學裏所謂的專業課程通通管不來。

逆境多閒人 更容易「造人」？

佳能（Canon）在東京的總公司安排每星期兩天一到下午5時半，便把辦公大樓的燈光和暖氣關掉。據稱，這項措施是為着響應政府提高國民出生率的號召，強迫員工準時下班，回家「努力造人」。

  報章談及這個「造人」計劃的可行性時，則指出在「金融風暴」下很多兼職員工被裁減，（全）職員工（的）工作量大增，普通公司根本難以效法佳能讓員工準時放工。這意味着所謂造人計劃只是掩飾，因為那些被裁的員工實際上已經擁有剩餘時間，在家中可日夜全職造人。

◆收入愈低 愈願意生仔◆

  經濟分析有個較直截了當的解釋，在經濟不景下，跑出街找生意的員工對公司較有價值，相對地，留守在寫字樓的行政人員給予公司的貢獻則變得較低。

  在裁員潮下，後者受到的威脅亦變得高了。自然地，在寫字樓上班的行政人員會加劇互相之間的競爭，免去被裁的厄運，不停加班是常見一招，藉着增加工作量來顯示自己對公司的重要性。但工作量較難量度，留在公司的時間則顯而易見。公司從這些競爭行為中獲取不到邊際利潤，但被迫付上無謂的電費和冷暖氣費用。

  造人計劃只是借題發揮而已，背後實質上是為了節省成本。況且，造人計劃是多餘的，因為當我們把全球不同國家的收入和出生率作比較時，便會即時察覺到收入愈低，出生率會愈高。

◆迪士尼覬覦上海 因出生率高◆

  在香港60年代，一位母親平均誕下4.5個嬰兒。到上年，一位母親平均只誕下一名嬰兒。在過去半個世紀，女性就業機會倍升。而在金融和理財的事務上，能者更加沒有男女之分。女性不單奪去很多男性就業機會，亦同時令到女性花時間於生育和照顧小孩的事情上，要付上更高的代價。

  簡單的需求定律指出，代價上升，女性對兒女的需求量亦會下降。同一理由，當收入下降時，我們便會多花時間於工作以外的事務上。

  今年香港馬拉松的參賽人數，比去年多5,000人。這亦是香港經濟受到負面影響的後果。迪士尼在上海建新樂園，也是看準中國內地的工人平均收入仍然偏低，確保在未來10年或20年間，中國會造出足夠的小孩人口作為目標顧客。

  在印度亦有類似的生意發展，據聞，印度電視台將會推出不少像《芝麻街》這樣的英語教育電視節目。若出生率會因收入下降而上升的話，嬰兒和小孩用品的生意會大有可能逆市上升。

標籤無不妥 利家長選校

官講反話，已成慣例。所謂微調方案，明顯是大地震方案。這次，學校之間於家長面前需要作出的競爭，會以較明確簡單的勝負準則進行。我們不會對彈性的多少作價值觀的判斷。但新遊戲規則帶出來的標籤效應似對學校遠比對學生更迫切。

　　公開考試成績，校內成績排列等級，以及學校本身的組別都已經是針對着學生一些非常明顯的標籤。因此，在現有的標籤下，討論應該集中彈性班會怎麼樣進一步或在邊際上加劇這個所謂標籤效應。

◆競爭愈激烈 愈有利消費者◆

　　再者，在云云論壇中，無人跑出來聲稱學生讀好英語後，他們的學習能力會因而受到負面影響或他們的整體知識會隨之而下降。對學生產生甚麼標籤效應，這只不過是藉口罷了，標籤的作用是讓公眾易於監管。

　　張五常教授有一句名言，競爭可以減少交易費用。而競爭的劇烈程度則視乎賞罰條件能否界定得一清二楚。在平常情況下，恒生指數期貨的買賣比任何一隻港股的成交量為大，原因是決定恒指的變數比較明確簡單。恒指基本上代表全港股票的平均價格，能夠影響整個股票市場表現的因素必定是整體宏觀經濟條件，例如利率、油價及外圍需求等等，這比起決定個別公司股價簡單。一所公司的股價視乎宏觀條件外，還有該公司面對的競爭環境，及公司內部的管理水平。這令到決定個別公司股票所涉及的信息費用變得較高，於是降低了市民的投資股票的吸引力。

　　同樣理由，彈性班的數目作標籤會減低家長在揀選學校中面對的信息費用。美國本土次按風暴所引發的海嘯便正是在缺乏標籤的情況下產生的。當銀行批出按揭貸款時會考慮清楚還款能力及風險。可是像MBS（編按：即Mortgage-backed Security，按揭擔保證券）這類的衍生工具出現時，銀行便有機會怠慢和逃避有關監管按揭風險的責任。MBS容許銀行把過千的按揭集合起來成為一項資產，然後把它的債權賣到其他國家去。銀行因而只收取費用收入而毋須再負上這些按揭的風險。

◆標籤助分好壞 降低監管費◆
　
　當其中一或兩個按揭出現還款問題時，它們不會明顯影響整項資產的收入。但當每位銀行經理批核按揭貸款時都持這樣的想法，最後出現問題的按揭何止一兩個？正就是我們缺乏標籤來確認這些混蛋銀行，它們便可為所欲為，隻手遮天。

　　標籤簡化家長比較不同學校的煩惱，亦等同降低監管費用。

購物騷谷消費 阿蘇勝高官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銅鑼灣購物消費行動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亦帶隊到大埔區再重複一次，希望對市民的消費信心作進一步的示範。而梁耀忠則對這種「消費論」非常不滿，認為「政府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市民唔肯消費，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但從政府稅收將大減的角度看，增加消費畢竟是最低成本的刺激經濟方法。若政府認為刺激或鼓勵市民消費的一項可行的做法，它必定擁有足夠資料明白到，某部分市民仍然具有潛在的消費能力。政府應該有能力取到港人的銀行儲蓄資料。

　　絕大部分股民是運用自己的錢而非依賴借貸或炒孖展。再者，若非港人擁有「剩餘」儲蓄，銀行不會這麼努力向港人推銷雷曼債券。工展會的理想生意亦是反映港人潛在消費力的近磅證據。因此，政府高官的購物示範動作顯然是針對這班仍具潛在消費力的市民，並不是歸咎面臨失業的貧苦大眾。

◆大眾生共鳴 官員不敵飯島愛◆

　　政府要真正反省的事項，並不是被批評到銅鑼灣做完「騷」後，又到大埔再「做騷」。問題在於這兩場騷能否傳到目標觀眾眼中。

　　究竟這兩場騷是否迎合目標觀眾的品味，若林瑞麟是針對搭的士或駕駛平治、寶馬或保時捷的上班一族，那麼用上5,000元到G2000買襯衣，到街市買海味和麵包，實在有點兒不對題。富有人家不會花一整天的寶貴時間去消費區區5,000蚊，窮等人家則沒有甚麼可能一天花5,000蚊去消費。究竟誰是這場騷的目標觀眾？至於要發揮示範作用，為何不找阿蘇來做騷呢？要提升宣傳效用，這些所謂示範行為必須能夠立時抓緊其他人的注意力。

　　其中一招是從閒談中道出一點大家容易忽略的見解，而又可令大家進一步互相交流。阿蘇的收視成功並不是因為觀眾崇拜她，而是阿蘇能夠三言兩語地降低觀眾對認識煮食上碰到的交易費用。

　　政府高官在公眾場所作出的行為，一早已被市民政治化，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小市民不會花心思去觀察和理解這班高官的行為。靠高官做騷來傳送信息，交易費用較高。

　　在報章上，有關飯島愛死訊的報道範圍遠多於唐英年和林瑞麟兩者加起來。據稱，這位姓飯島的日本性感女優在香港一班AV愛好者心中，猶如一位親人。要在大眾心中產生共鳴，政府官員難敵女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