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泰解僱機師得直 因合約保障

市場喜用有限期合約來讓雙方合作，當然是為着減少交易費用，省去計算自己須替對方負上無了期責任的煩惱。合約期終結後，大家再不用談及甚麼承諾，之後可以各散東西，互不相干。
交易中牽涉的價錢會因合約而異，視乎在合約中指明的算價單位。

外判合約監管作用 水務署無善用
水務署外判安裝水錶，整項工程便成為算價單位，以整項工程來定下一個價錢。在國泰航空僱用飛機師和機艙服務員的交易中，一個月本身就是算價單位。採用外判合約的必須條件，是服務的成果和質量容易被一些客觀的實物或指標反映出來。這樣，外判商被要求達致的表現，便能事先在合約中列清楚。因此，雙方便可以就這個要求的高低，來洽談價錢。完工驗貨後，錢銀交易便隨之完成。
水務署把安裝水錶工程外判，效益正好是節省水務署需要花出的監管費用，它毋須再使用政府的人力來參與整項工程，而只要最後驗明外判商的表現合乎合約中列明的要求，那便成事。合約的條款已經是最佳監管武器。貨不對辦，外判商自然無法收錢。這亦是懲罰外判商卸責的有效工具。
申訴專員炮轟水務署調亂水錶，原因是前者卸責，沒有實現外判合約本身可以發揮到的監管作用。怎樣去監管負責監管其他人的仁兄，往往是雞與雞蛋的問題。
至於國泰航空便用時間工資來僱用飛機師，因為時間本身與飛機師表現沒有肯定的直接關係，資方便需要不停地監管員工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而勞資爭拗很多時源於合約沒有列明清楚，員工薪金的調整是與甚麼表現掛鈎。例如國泰打算向本地機師加薪10至13%，而機艙服務員的薪酬加幅只得4至4.5%。後者不滿公司加薪「貧富懸殊」，因此威脅農曆新年間發動工潮。

簡化離婚手續 增加結婚意慾？
採用時間工資的原因，是資方認為事先在合約寫清自己對員工的要求是太過勞民傷財的做法，寧願在聘請員工後進行監管和評估表現。但以這種合約方式合作，對勞資雙方都產生風險。資方要事後才考核到員工是否迎合自己的要求，而員工亦事後才知道對方是否好老闆。所以，隨時解約的權利便令到時間工資合約較為容易事先達成。（同樣，簡化離婚手續能增強結婚的意慾）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理解到，上訴庭判國泰有權在不給予理由下，在2001年與49名外籍飛機師終止合約。

唱片宣傳平台增 無綫無奈加版稅

無綫電視與四大唱片公司環球、華納、SONY MUSIC及EMI組成的香港音像聯盟，上周就版稅費用問題已「傾掂數」，令到四大唱片歌手能即時重現無綫電視。
據聞音像聯盟將版稅由原本的500萬增至1,500萬，令雙方鬧翻。

與四大唱片鬧翻 停互利合作
同一時間，音像聯盟亦與NEWAY卡拉OK就相同問題發生爭拗，令到後者只能提供英皇及東亞等唱片歌曲。無綫電視和NEWAY所提供的服務，無疑可增加歌手的曝光率，改善唱片公司的收入。同時，歌手亦參與電視節目，有助提高收視率，讓電視台得以增加廣告收入。明顯地，這是一項互利的安排。而這項合作帶來的利益，在具競爭的情況下，便會視乎雙方各自作出的貢獻而被分配下來。但清楚界定貢獻，非常困難。
以代理權為例，代理商會以廣告形式推廣產品增強潛在或目標顧客對產品的認受性。這是關乎信息傳送的服務，需要以利益作激勵。但替這種服務收取回報，在執行上非常困難。

廣告效益無實物捆綁 難計算
如果我製造出來的成果是一種可以觸摸得到的實物，我便能夠容易地察覺盜竊的發生。用肉眼點數得到的貨品少了，便知曾遭盜掠。
在保護知識產權這個問題上，看到盜版貨品出現後，便自然知道有人偷取你的設計。
你的設計可能屬於一些非實物的概念或意見，但只要設計需要被捆綁在一些其他實物上方可出售（例如光碟或書籍），你仍然有辦法阻止你的設計被盜用。
在市場推廣這類競爭上，某出售者會考慮以廣告形式免費提供有關信息給予其目標顧客。但因為不打算向對方收費，故出售者便沒有將信息捆綁在實物上。

無綫失特許經銷地位 貢獻減
結果，出售者當然不能完全掌握目標顧客能否接收他免費發放出來的信息，但同時亦難以證明這些目標顧客有沒有利用他發放的信息到其他出售者處購物。亦即是說，負責落廣告的出售者雖然替同行作出貢獻，但很難決定和執行收費。所以，一個較為簡單的做法是容許負責落廣告的出售者成為特許經銷商，由他個人收取廣告帶來的回報。
無綫電視早前不服1,500萬的版稅，原因它認為自己替音像聯盟所作出的貢獻價值甚高。版稅加上貢獻價值是無綫電視付給音像聯盟的總價錢。可是，RED MR卡拉OK上周揭幕帶給音像聯盟另一個新平台。無綫電視替音像聯盟旗下的歌手所製造的貢獻須下調，因此亦會願意交出更高的版稅。

喪親轉化懷思 價值倍增

上周並非一個令人愉快的星期，報章上，出現不少港人離世的新聞︰仁安醫院男嬰出世三日後猝死、氣溫驟降致三人凍死、東涌非法營運邨巴交通意外奪去一名母親的性命、年輕補習老師因感冒導致心肌炎不治、更有夫婦因貧困選擇自焚，希望在陰間做一對「有錢鬼」。

溪錢「超量寬」 紙紮劣B貨
對於失去的親人，我們大概會作出兩個同時執行的方法來面對生離死別。第一，進行一些儀式來妥善安排他們在另外一處的生活無憂無慮。第二，永遠懷念他們。
今天，我會指出後者的經濟效益遠比前者為大。
屬於第一類的做法通常是預備一袋又一袋的陰司紙或溪錢來作過路錢，確保路路暢通，事事無阻，享受奢華生活。但這些燒到陰間的溪錢數量，極有可能已經遠遠超越美國於第二波量化寬鬆將發行的美鈔。因此，在陰間出現極度通貨膨脹將勢不可當。這些陰司紙的購買能力是非常受質疑的問題。何況，陰司紙有可能因為來自不同地方而成為不同地區貨幣。故此，滙率會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有甚麼方法保證燒給親人的陰司紙不會貶值？你可能立即想到改用紙紮名牌皮袋或轎跑車來代替溪錢。但你有沒有想過，當他們收到一些比B貨更為粗糙的冒牌貨時，反應會怎麼樣，在陽間設法使親人在陰間生活舒適，交易費用甚高。
關於第二類做法，瑪利諾修女SISTER JEANNE對我說過，所有她深愛的離世親人和好友，都在她心中復活、重生。她再說，這是鐵定的事實。或許有人會標籤這個選擇為自我麻醉，但在這個真實世界裏，確實有不少人（包括我自己）依賴這個竅門來面對生活問題。

在心重生 變共用品增鬥志
首先，大家需要明白「共用品」這個概念，共用品是一項可以被大眾一起使用而互不妨礙對方的物品。對比「私用品」的使用帶着「獨有」的性質。當一項私用品被某人使用時，其他人便無法使用。
財富和物質消費屬私用品。信息、見解、信念屬共用品。因為私用品只能供個人享用，這個物品對社會的價值便視乎它落在誰人手中。若它由一個最懂享受它的人所擁用，這件物品便帶給社會最高的價值。
共用品則不同，只要使用者人數增加，它便能夠產生更多價值。讓深愛的人在你心中重生，你個人的滿足、或其他陌生人無法體會的快樂，便可與這位心中的親人分享，使個人的喜樂立即變為共用品。你所做的任何事帶來的價值便倍增，你自然亦會更具鬥志。

假金騙局 大舖借勢成贏家

撰文:陳德廉 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欄名:經濟解釋
上周爆出假金騙局。騙徒在港針對珠寶行兜售舊金飾及碎金粒，涉及十多間零售店。
雖然《金融時報》形容此事為「數十年來打擊香港黃金市場最精密騙局之一」，但經濟分析卻含義着事件對大型金舖帶來額外利益。

強調可辨真假 假貨流小店
大型零售商非常直率地坦言自己中招跟着欣然地向大眾估計應該有很多較小規模的金舖亦有中招但沒有上報。最後便猜測「真正」流入市場的假金飾數量達二千盎斯之多。言下之意是提醒買家有大量假金流通中小型金舖。
黃金有明顯的國際價格，收窄了金舖調整售價的幅度。因而非價格競爭自然出現。品牌保證是當然的非價格競爭準則。
在被訪問中，這些大型商戶非常强調騙徒會向「一般」金舖出售假金飾，又指出騙徒擁有先進設備和高超冶金技術。提出了這些令消費者擔心的聲言後，他們即時標榜自己並非一般金舖，因為他們擁有X光探測技術驗明真金，對抗假金流入。最後的總結是「由於小商戶的驗金技術相對較低騙徒多數向小商戶下手」。
這就是競爭，一向都冷血無情，目的希望消費者能夠容易地把自己挑選出來。不論求職抑或求偶，通通都是一樣。在這個充滿欺詐的社會中，誠實是一項極具需求的物品。信任你的人希望你誠實，用以減低他們跟你建立關係的交易費用。而騙徒更加需要你誠實，減少他們的對手。因此，誠實的潛在市場求從這個分析看是十分大的。
製造假金來行騙需要龐大的投資設置先進技術，做個老實人亦然。做老實人不等如做個笨人，需要理性的策略。最簡單的方法是作出一些其他人覺得一個騙徒不會做出的行為，以作鑑別。

表誠信區別對手 競爭手段
如果一所金舖存心出售假金，它不會向外宣布它中招買到假金。表達誠信是日常的競爭行為，方便自己易於被區別出來。某程度上，不站出來等如承認自己跟其他騙徒沒有分別。
幾十年前，醫科畢業生人數較少，個個屬精英。醫生賣廣告的效益較低。因此，沒有醫生站出來提倡合法醫生廣告。今天的「黃綠」比以往多，有真正實力的醫生便需依靠廣告站出來。
對比下，大學經濟系則缺乏這類的競爭行為。原因是沒有甚麼值得識別出來的本質。教銀行學的講師通通沒有在銀行當過職，教經濟發展的仁兄亦沒有參與過任何地方政府發展計劃。賣假金的商戶又怎會站出來承認有假金出現呢？

買勞力士抗通脹 新不如舊

撰文:陳德廉 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欄名:經濟解釋
有報章報道投資勞力士手錶為另類抗通脹的「儲蓄」。該文章似乎特別針對年輕的入門人士，極力推薦勞力士Explorer II和深潛Submariner兩型號，又把「地通拿」（Daytona）勞力士作為例子，稱這隻手錶在08金融海嘯期間售價6萬多元，但目前二手價已升至7萬多元，升值一成七。

流行款式 未必能保值
該文章當然沒有提到勞力士在08金融海嘯前推出一款新防磁錶，坊間綽號「橙針綠魔頭」。當時它的炒價約10萬元港幣以上，時至今天的二手價只得5萬多元。文章亦強調流行款式的升值力高；但這句說話在概念上是錯的。
投資必然地永遠是向前看，所以大家需要思索將來會流行甚麼款式，除非潮流不斷延續，否則今天流行甚麼跟它的保值能力便談不上關係。70年代流行的所謂「鮑魚款」和「三字位」星期日曆並排設計，在今天已廣泛地被視為奇怪品味。
投資手錶可分為（一）買一手新錶；（二）買二手新錶和（三）買古董錶。從投資的角度看，屬於第一類的買家所面對的風險最高，因為新錶還未在二手市場出現，因此它的二手價，在那一刻是個不確定的變數。比起第二類和第三類的買家，他們會較注重實際使用價值。
基本上，手錶是男士常戴的唯一飾物，用以在一般社交場合標榜自己的身價。手錶的二手價愈高，只會減低買家在使用手錶上所需付出的代價。而一手新錶的二手價，只能依靠品牌本身作約略猜測。因為注重使用多於收藏，這類買家不會同一時間擁有多隻手錶。舊錶換新錶便成為他們的習慣。正因為一手和二手新錶是替換品，一手新錶的定價某程度上便支撑起二手價，風險亦較低。從投資收藏的角度出發，餘下的風險是供應不斷增加。這是與古董錶的最大分別。

古董錶停產 不會被拋售
古董手錶普遍是指40至60年代生產的手錶，內置的機肉都已經完全停產，所以供應量是已經被固定下來。60年代生產的勞力士地通拿，拍賣價為幾十萬。相比下，今天生產的地通拿只是「小兒科」。
另外一個有關因素是中國大陸在50和60年代與世隔絕，令在今天的大陸投資者對於在這期間生產的歐洲名牌手錶特別嚮往，歐米茄在50年代生產的一隻防磁錶Rail Maser在五、六年前只不過約2萬元，但今天這類古董錶已升至7萬元。最重要，還是於金融海嘯期間和之後，這類古董手錶都沒有大量出現於拍賣會上。亦即是說，這類收藏品沒有出現恐慌性被拋售的現象，這才是保值的關鍵。

賭徒與奪金運動員 有何不同？

近日報章非常興奮地讚揚，香港在今屆亞運贏取的金牌數目已超越以往成績。而黃蘊瑤雖然未能替香港奪金，但應是最矚目的港隊運動員。報章把她描寫為「鐵血港女」，擁有「鋼鐵意志」，為港取得一面「血淚銀牌」。特首曾蔭權更稱「其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體育精神，值得尊敬與學習。」

黃蘊瑤︰很想要這面金牌
被問及從哪裏拿出鬥志時，黃蘊瑤坦率地承認「我真的很想要這面金牌，我為此亦下過很多苦功，不想放棄」。這是經濟分析中最標準的答案，每個人的行為都必定從自己個人利益出發，努力堅持是為着替自己爭奪獎牌，並不是為港爭光。
「我真的很想」是指去爭一啖氣而堅持，可惜並不是每項堅持都會令人尊敬。很多堅持都會被理解為「病態沉迷」，例如沉迷賭博或沉迷上網「打機」。而另一類堅持則被描寫為不切實際，例如從事藝術。對於這些所謂病態或不切實際的行為，決策者往往要付出巨大代價。但從其他人眼中看，這些行為未能衍生出任何客觀價值回報。亦即是說，沉迷或不切實際的行為構成浪費，因為決策者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來換取實質利益。

求勝心切 無異沉迷？
缺乏客觀實質回報可以是歸因於其他局外人，因為受到信息費用的局限而未能預期到甚麼回報，會在日後被引發出來。網上打機可以成為一項職業，只要有人願意付出價錢請人替自己累積武器，沉迷打機便成為一項訓練，跟港隊運動員的訓練在本質上無異。賭馬賭波亦可以被理解為知識（或眼光）積聚，輸錢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被看為學習的代價。
但大家必須明白我並不是替任何人辯護，我只是希望指出賭徒與每位港隊運動員的內心想法，一樣都不會是那麼容易地由其他像我們這些局外人理解得到。港隊在亞運奪金，增加「香港」這個名字的曝光率，帶給香港多一點光榮，港人從中得益，不等於港人能清楚明白這班運動員究竟為着爭取甚麼。

黃負傷再戰 符經濟原則
黃蘊瑤堅忍肋骨骨折及肺氣腫繼續比賽，是否一種過分沉迷和不切實際的行為？究竟獎牌帶給黃蘊瑤甚麼，可以被客觀地認同的實質回報？若弄不清楚答案的話，那便無法指出黃蘊瑤有甚麼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不談黃蘊瑤的真正目的，我們亦可以利用經濟邏輯理解她當時的選擇。
（一）倫敦奧運取消了女子場地記分賽，即是減少了國際賽的數目。物以罕為貴，這樣便增加了餘下來每項獎牌的邊際價值。
（二）黃蘊瑤在意外前排第四，意外令到當時排第二的南韓車手和另外一位同樣有機奪金的港隊車手刁小娟退出。具威脅性的對手減少了，增加爭取獎牌的機會。這兩個因素提升繼續參賽的效益，黃蘊瑤帶傷再戰完全合乎經濟原則。

QE2與大學荒淫派對 經濟有共通

上周讀到一些報章猛烈抨擊大學迎新營的出位活動，直指大學生在宿舍開「荒淫大會」，或學生在校園公眾地方做出過激的親熱行為。矛頭其實並非針對行為本身，而是行為發生的地方。這些報章的立場清楚指出「大學為作育英才的地方，理應是莊嚴及充滿書卷氣息」，反映它們對大學這個制度的期望和要求。

由大學至宿舍或各科目的學生會，通通都可被歸納為不同制度，影響行為和資源分配，參與同一制度運作的人，必須持有共識，了解遊戲規則。

要考入大學，考生都明白到自己必須具備良好成績。從這角度看，大學本可以聚集一班在學科上具學習能力的年輕人。大學的本質在於它的「區別」能力，挑選一班具潛質的學生，令講師較為容易地把複雜的知識傳下去，加快知識本身的演變。大學對社會的貢獻，並不是它能夠把最新的信息或科技教給學生，而是保證它的畢業生具足夠智慧面對新環境。

迎新營激玩 換人際網絡
普及教育削弱大學這方面的貢獻。入學人數上升，學生才華的差異亦變闊了。而學生自己亦明白到，不能再完全依靠大學這個品牌來降低投入勞力市場所牽涉的交易費用。自然地，他們會選擇其他制度來幫助自己。所謂出位的迎新營活動與高級程度會考相似的地方，在於它們在不同的準則下，挑選一些願意付出代價的參與者，把他們識別出來。

學生於宿舍內當眾「互咀剝衫」，在表達信息上，跟其他入會儀式類同，承認自己與對方正在參與同一制度，當然亦代表着這些參與者預期宿舍或甚麼學會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有利。這是一種制度替代。考入大學再不算是成為大學生，而是要成為某學會的幹事或某宿舍的舍生。學生花時間努力於這些微型組織的運作，原因是它們帶來的舊同學關係網，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遠比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身份的經濟價值為高。如果經濟情況好，畢業生的收入能夠與校內成績掛鈎的話，學生自然把時間放回讀書上，哪會拿出時間開甚麼「荒淫派對」？

美元自貶身價 換出口就業
美國第二波量化寬鬆，加劇美元貶值壓力，是犧牲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這個制度來換取增加淨出口，增加美國本土國民就業機會的做法。這將會激發另一種制度替代，迫使G20設立一套新的貨幣體系。

原本，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對美國本身的重要性，是賴以它來支持美國的金融市場。但時至今日，美國再不能無抑制地任意發行高風險、高回報的金融產品，金融市場的發展受到約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對美國的價值亦相對下滑。曾任美國貿易代表的世銀行長更加提意參考「金本位」，這亦會令美元大幅貶值。美國依賴QE2犧牲美元來換取淨出口，只是另類的「荒淫派對」而已。

表揚捐肝 迴避追究肇禍原因

經濟分析角度出發，彌敦道嘉禾大廈五級大火中的殉職消防員、上月港鐵電力故障導致油麻地至佐敦服務停頓約3小時、以及海關關員袁偉祥執行任務時意外撞爆肝臟，這3宗事情共通之處，是缺乏一個清楚指標方便界定主因。

死因庭裁定嘉禾大廈兩名殉職消防員「死於意外」，而導致他們死亡的原因是吸入濃煙，但死因庭有沒有指出導致他們吸入濃煙的原因，猶如吸入濃煙的原因跟死因是兩回事。所謂「死於意外」，只不過是掩飾實在有太多原因導致這兩位消防員送命。

意外成因 太多太複雜
大廈內的卡拉OK夜總會先起火，但因為該夜總會沒有就報火警系統繳費，被消防公司截綫，令到消防局未能及時收到警報，引發五級大火。卡拉OK客人要負責任？夜總會不繳費要負責任？消防員氧氣樽內的氧氣用絕，三度使用通訊機求救但信息不通。設定救火及通訊設備的高官要負責任？又或者要這兩位殉職消防員替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有關因素多而複雜，故很難決定哪一項是關鍵，亦所以很難找出哪位仁兄要負上責任。
至於港鐵電力故障事件，最矚目的場面，應該是蜂擁迫上接駁巴士的人潮。據聞有近千人湧出站外等候接駁巴士出尖沙咀，但第一輛巴士要在事故後約一小時才開出。亦即是說，這群趕着上班的市民寧願用上一小時去爭搭免費巴士也不選擇步出彌敦道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往尖沙咀。再加上缺乏足夠港鐵職員及警員維持秩序，場面更混亂。

但最怪的事情，卻發生在政府檢討報告中，特別關注港鐵在事故發生之後20分鐘才通知運輸署，違反了8分鐘內通知的要求。

港鐵斷纜塞車 運署失職
可是，運輸署完全沒有提及假若他在8分鐘得知意外發生，他能作出甚麼貢獻來改善混亂情況。更奇怪地，沒有聲音抱怨警力不足，導致混亂不受控制。試想咸美頓街擠着千人，警方是否有責任維持秩序？
政府高調以「8分鐘通報」作招牌來批判港鐵有兩個原因︰（一）使出掩眼法令市民忽視運輸署自己對路面秩序須付上的責任；（二）港鐵從政府手中獲取專營權，當然要替政府解決問題。這純粹是簡單交易而已。
最後，袁偉祥在將軍澳追捕疑犯時，腹部撞向路邊一條欄杆，導致肝臟爆裂。從新聞片中，大家可以看到欄杆高至腰，頂部鋒利，整條街看似布滿武器。政府一如以往，大事表揚捐肝英雄，卻對欄杆設計隻字不提。

代母合法化 「人類」寵物現？

上周有關代母產子的新聞曾經熱鬧過一兩天。因為當事人屬商界大亨，報章都紛紛集中火力研究孩子的財產繼承權問題。關於道德立場上的爭拗，經濟分析當然無權插嘴。但何秀蘭的「借肚產子等同買賣器官」這類意見，則不在意地侵入了經濟分析領土。

她說：「如果大家唔同意用錢買一個腎、買一個肝，都唔應該同意用錢去租借一個代母。」她說的「買」是指買斷，但「租借」明顯地不是買斷，只是在一段時間內，向對方取得一項明確的服務。

人力資源 只租借不賣斷
慣常地租借但不能買賣，在中學經濟科最後一個課題「公司的本質」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人力資源跟其他固定資產的分別，在於前者不能合法地進行買斷賣斷的交易。把自己賣斷給對方是一項奴隸交易，令對方成為自己的擁有者。假如我在公開拍賣中投得一個古董花瓶，我有權24小時把它放在我身邊，有權任意觸摸它，或授權其他人觸摸它，有權將它變賣，甚至有權把它弄碎。這是我們平常指「買」或「買斷」的意思。

老闆僱用一名員工時，無權把後者視為他擁有的花瓶。老闆只能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裏有限度地指揮該名員工在一些合約曾經提過的範圍內作出貢獻。亦即是租借員工的技能作有限度使用而已。反對奴隸交易不等於反對僱主租借僱員的技能。

在港申請代母安排，條件是妻子無法懷孕，才可「借肚生仔」，但不可涉及商業成分。在法律上，代母是孩子的自然母親，而基因父母須申請領養，方可成為孩子的法定父母，否則，代母有權撫養孩子。經濟分析可作以下的理解。

在缺乏金錢回報的情況下，代母出於自願懷胎十月誕下孩子。她所付出的代價可以被視為客觀證據，反映孩子在她心目中的重要性，亦代表她會細心關懷孩子的誠意。相比下，基因父母純粹是受益人，但未能拿出關心孩子的證據。所以，法庭會給予代母某程度的權利。

昂貴買下 也可遺棄街頭
以類似理由，我們可以解釋到法例禁止單身者找代母產子。他（或她）可能極之願意付出巨額來換取下一代的出現。同樣地，很多市民雖然會願意買下昂貴的寵物，但亦有不少主人最後把它們遺棄街頭。

在美國，代母產子並不違法，收費由五六十萬至過百萬不等。在富有人家眼中，這筆錢絕不是問題，但如果這位仁兄（仁姐）既有錢又單身，這可以被理解為他（她）抽不出工作以外的時間，跟異性建立家庭關係。那麼又怎會願意花時間在孩子身上，「人類」寵物有可能在「借肚生仔」合法化的情況下出現。

《上河圖》門票 黃牛黨亦有作用

撰文:陳德廉 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欄名:經濟解釋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原本10元一張的門票，在網上已被炒賣到10倍價錢。有報章記者強調「炒黃牛」在港屬違法，於是着手探索這個問題「炒黃牛犯法，點解炒樓唔犯法？」該文章提到打擊黃牛黨是為着打擊假票的出現。原文指出：「受歡迎的表演及體育節目，門票幾乎必定出現供不應求，若門票可以轉售，以假票欺詐圖利的機會自然較高，規管黃牛黨可以減少假票出現。」

黃牛黨圖利 黑社會打假
所謂供不應求，是指價格仍然有上調的空間，但不知甚麼原因，出售者沒有把握機會加價。所以黃牛黨的出現純粹視乎出售的定價水平。另外，黃牛黨沒有固定經營零售店舖，又缺乏品牌保證和口碑。消費者跟他們交易應該明白到會有一定風險。若有假票出現，消息傳出，黃牛票的交易便自然受到打擊。因此，若黃牛黨得以持續存在，必須要依賴一些例如黑社會這類組織來營運，因為它們能夠有效地阻止假票出現。亦即是說黑社會這個制度已經是一個有效辦法打擊做票，不用立法。

產權完整 炒樓不同炒票
炒樓當然不用愁會出現假樓。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地產商需要二手樓宇買賣提供出來的價格信息，去決定推出新樓盤的日期和定價。
炒黃牛是否合法，主要視乎原本出售者在買賣時給予對方甚麼權利。若買方所付出的票價只能換取享受展覽的權利，而不包括轉讓權和用以賺取收入的權利，炒黃牛便屬犯法。物業屬於置業者的私產，給予置業者使用權、收入權和轉讓權全部三個權利，炒樓自然合法。

象徵式收費 拒無誠意人士
由政府辦展覽，負責人沒有權利就門票收入分佣。爭取最高門票淨收入，再不是官員決定票價的目的。主辦者的表現，需從其他準則入手來量度。政府口口聲聲服務大眾，所以被採用的準則必須能夠與公眾利益扯上關係。入場人數往往是被選用的準則。原則上，免費派發門票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完全不需市民付出代價，主辦者便無從肯定對方是否有誠意跑來欣賞《清明上河圖》。象徵式收取10元容許門票，分配到一些打算參觀展覽的人士手上。這是量度預期入場人數較為可靠的指標。
對政府而言，最關切的問題是這60萬張門票會否全數被使用。只要網上炒賣不會導致大量閒置門票出現，我相信政府不會費時採取任何行動禁止炒賣。
炒黃牛雖然表面上違法，但實際上等同合法。

谷發水樓尾班車 增短期供應

曾蔭權在上周施政報告就規管「發水樓」所發表的「台詞」中，有些用字即時喚起我的好奇。

首先，他直接地譴責縮水單位以建築面積算價錢的做法「是不要得的」。另外，買家被騙後，「很嬲的，連我都鬧埋，個個都鬧，這情況是不公道的。」所謂「不公道」似乎是指連曾蔭權自己因發展商的「行騙」手法亦無辜地被「拖落水」。施政報告之後第二天，林鄭月娥亦坦言她個人反對在住宅樓宇提供「尊貴入口」，雲石大堂和水晶燈等豪華設計。

高官或政客在公開場合中以個人感受和價值觀作為立法的其中原因非常罕見，非一般正常表現。因此，我們可以懷疑政府有意隱藏一個真正重要目的。

曾蔭權非常強調發水樓以建築面積算價是發展商存心誤導買家的把戲，增加買家的信息費用。「全世界都沒有其他地方用這方法，只有香港沿用」，這是特首提出的證據，但亦是整個論點的破綻。

推實用面積計價 反刺激交易

信息費用是遏制市場成交量的局限，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成功在於它們被設計到可以大大減低買賣雙方在收取信息上所需付出的交易費用。現時政府是擔心樓市交易過於活躍，帶有泡沫成分。若在新法例下，轉以實用面積算價能夠進一步增加透明度，亦即時進一步降低買家的信息費用，這便會進一步刺激樓市交易，明顯是前後矛盾的動作。

要理解政府的背後目的，我們必須明白，若其他因素不變，從建築面積轉到以實用面積公布呎價，改變的只是報價方法，不會影響一個單位的價格。買家只在乎整個單位的價格，視察單位後才會下決定。

不論發展商怎麼樣虛報單位面積，買家亦一早心裏有數。就跟買鞋一樣，我只會着急一對鞋要多少價錢。若對方指明報價，通通是左鞋的價錢，但為着答謝我的光顧，所以推出買左鞋送右鞋的酬賓活動，我亦不會因此而感激對方。

只改變報價方法 非改變售價

以實用面積報價為題，實際是增加發展商在屋苑加入停車場、會所和豪華大堂入口的成本。但最漂亮之處是新管制只針對半年後新入則樓宇，鼓勵發展商趕搭「發水樓」尾班車。這樣，在往後4至5年內，住宅供應量便會增加，有助穩定樓市。

美國經濟蕭條似乎會繼續一段時期，而本地的一些銀行已主動提供，還款期長達5年的長期私人貸款，反映這些銀行預期外圍利率在這幾年間不會有上調的壓力。熱錢流入亦會是這幾年香港面對的問題，鼓勵發展商在這幾年內增加單位供應是有助減低樓市過熱的有效做法。

言論權限模糊 必然引致混亂

今天讓我們從經濟角度去理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與變性人W小姐新娘夢碎的不同遭遇。

W小姐為求與男友正式註冊結婚，提出司法覆核，挑戰《婚姻條例》，但被判敗訴；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挑戰共產黨執政權。

W小姐覺得香港女性有絕對權利與心愛男友結婚，而劉曉波則認為民主與基本人權應受保障。

W小姐指政府一方面全數資助她接受變性手術，讓她更改註明在身份證上的性別，但另一方面卻不准她合法結婚，是互相矛盾的做法，而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指中國憲法第35條訂明，國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但在實際執行上，這些自由都遭削弱。

W小姐堅持爭取結婚權利，不會與男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結婚。劉曉波亦沒有選擇離開中國。

法官在判決W小姐案件時指出，香港暫時未有對變性人婚姻作出傳統習俗支持。不同國家在有關的觀念上會持不同態度。例如，澳洲法庭認為「男」和「女」的定義包括接受變性後的「男」和「女」，但英國法庭則未能把「男」和「女」包括變性人。

而中國政府亦指西方國家的民主觀念不太適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運作。

保障他人利益 權限須受約束

法官在解釋《婚姻條例》是否牴觸《基本法》賦予市民自由結婚權利時，提醒大家結婚並非一種絕對權利，這是經濟分析中最重要的一項局限條件。世上絕不可能容許出現一些絕對，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利。你無權任意使用你的私家車在路上像的士般載客賺錢，你亦無權亂衝交通燈或駛上行人路。使用權明顯受到限制方可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因此，權利的限制程度要從最基本的取捨這個角度入手來決定。

變性人無婚姻權 法例清晰

大概，中國政府亦從這個觀點入手，指控劉曉波濫用言論自由這個權利，來影響社會秩序治安。

W小姐的結婚權利和劉曉波的言論權利最大的分別，不是在於兩者被削弱的程度，而是權利界定的明確性。

W小姐清楚地被界定無權享用現行的《婚姻條例》來註冊結婚。但劉曉波的言論權利跟不上本地私家車的使用權那樣被明確界定清楚，模糊不清去處理權利最終必定導致混亂，等如在十字路口上拔走交通燈必然導致大塞車一樣。

劉曉波為人權 甘付監禁代價

劉曉波曾經說過，「如果你要做個誠實的人，為改善人權鬥爭，坐牢就是你的承諾之一，沒有甚麼好抱怨的。」為人權而付上被監禁11年的代價，可以反映人權在劉曉波眼中的邊際價值如何。

可是，法庭卻沒有清楚指明言論權利應該受到甚麼約束條件的限制。「言論權」只會繼續模糊不清。對於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當然無法達成共識。

回憶有價 助抗海嘯減暴力

「缺乏」、「不足」等局限，都是經濟科學生最容易抓緊的基本概念。很可惜，坊間書本只管提及商品供應量的不足夠。家長往往會就子女成績表出現紅字，而指摘他們不專注溫習。

讀書懶散，是指小朋友把專注力分配於其他非學科的事情上。這亦是怎樣教導小朋友把有限專注力作出適當分配的一大難題。今天，我要提醒大家，成年人一樣會犯上相同錯誤。

全天候工作 回憶成奢侈品

現代人不時把注意力集中於現況問題，完全放棄回憶往事的樂趣以及前人的智慧。發生在將軍澳雙屍悲劇中，妻子因長期照顧不良於行的丈夫，心力交瘁，不忍病夫再受痛苦，妻子殺夫後，隨即跳樓身亡。美國肯塔基州，一名男子疑因妻子煮蛋不合胃口，開槍殺死妻子，再自轟身亡。

假如年輕時跟對方談情說愛的甜蜜蜜、初吻帶來的心跳聲，第一次當爸爸媽媽的興奮，都能通通在腦海活現的話，我相信很難叫自己忍心向對方下毒手。

回憶畢竟是一種經濟物品，盡管往事不會百分百事事如意，它可以提供有關信息讓我面對未來。另外，它提供機會讓我們把注意力移離一些未能解決的現況問題，讓我們得以喘息一刻，暫時避開煩惱。

港人喜愛外遊購物，把旅遊與購物掛鈎。理由何在？香港工業發展由機械式工廠生產轉到資訊服務業。工廠生產令到工人下班後再無法作出甚麼生產貢獻。固此，下班後便是另一世界。

資訊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則大大不同。分析在腦中進行，沒有上班下班之分。況且，有關資訊二十四小時不停湧入，每一項新信息都有可能帶來可觀利潤。這樣，花時間回想過去情懷的代價便急升了，回憶往事亦成為一項奢侈品。

冒牌經濟家 殺傷力超拉登

我的父母都是窮人出身，每次出外旅遊可以成為他們畢生的話題。但對很多中產人士來說，旅遊經歷已一早在腦中煙消雲散，只能依賴搜回來的名牌皮具和手錶這類戰利品，來提醒自己到過甚麼地方。

根據報章講及的醫學調查，全球有5%的人是「購物狂」，他們只是選釋以眼看得到的收藏品來代替回憶。

去年出版的一本書，名為Lecturing Birds on Flying（教導雀鳥怎樣飛），指出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乃一大群無知的數學家，誤以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妄想有能力把未來的風險數量化，馴服未知的將來，而完全漠視傳統經紀或中間人從多年現場買賣中建立的觸覺，結果通通低估實際風險。據書中作者，這些冒牌經濟學家比拉登更具殺傷力，因為所有大學教科書都教授這些胡言，有效地把妄想症傳開。

為甚麼孔明燈只能禁 不能管？

中秋節夜晚，有孔明燈墜落在一列行駛中的港鐵列車車頂，引致輕微意外。不少報章紛紛集中討論甚麼方案才能作為「適當管理」孔明燈，着眼點一早已經聚焦於政府干預為唯一考慮上。而結論普遍上都缺乏實際內容，只管說「如果」規管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便能達致雙贏的後果。好一個「如果」。

基本上，這些聲音試圖促使政府投放資源引導市民有秩序地燃放孔明燈來避免火災或交通意外，但經濟學在關乎價值觀這類敏感問題上的分析，會考慮到社會就保存在傳統節日燃放孔明燈這類習俗，會願意作出甚麼程度的代價。若我們要求政府在這個問題找出正確答案然後定下「適當管理」，實在是強人所難。

以孔明燈引起的山火意外為例，港人會願意放棄多少山林來換取燃放孔明燈的權利？又或者納稅人願意交出多少稅款讓政府增添防火設施保護山林免遭焚毀？這是經濟分析上最根本的取捨問題。

以搶包山比較 忽略人際衝突

個人作出取捨，是日常做決定面對的問題，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叫700萬人一起作出同一個取捨則難過登陸火星（「難過登天」在今天的科技水平下明顯地已經過時）。有報章誤解地拿出長洲太平清醮的搶包山來作比較。它指出搶包山曾經釀成人命意外，但幾年前因為包山架的安全程度受到監管，令到搶包山這個項目得以保存，使長洲太平清醮成為本港盛事，讓長洲商戶獲取可觀收益。

但我們必須明白到早前搶包山意外是參與者和圍觀者自己承擔的後果，基於他們自己對風險的評估。這是個人的取捨問題。而燃放孔明燈的風險則是其他沒有參與這項習俗的人有可能要為此承擔後果。這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不再是個人取捨。

我們行內著名的高斯（Coase Theorem）定律指出，如果權利被清楚界定，那麼我們便可依靠市場交易來處理這些利益衝突的問題。例如，授權港鐵去決定容許周邊放孔明燈的數目，而市民必須向港鐵出價競投放孔明燈的權利。

港鐵出價 售放燈權可行嗎？

可是，盡管孔明燈的設計和規格通通被劃一，空中的氣流卻不能像在實驗內被固定不變。因此，孔明燈能在空中逗留多久，又或者在甚麼地方着陸，引致甚麼程度的損失，都難以預先確定，這樣不單止競投者難以出價，港鐵亦很難決定甚麼價錢才算合理。

因為這些交易難以進行，政府亦無必要讓港鐵擁有容許燃放孔明燈的決定權。在信息費用的局限下，港府自己「會選擇」簡單化地「一刀切」禁。

人質贖款「超值」 菲國何以拒付？

菲律賓人質事件令大家即時察覺到貧窮國家之所以窮，往往跟當地官僚腐敗，法治不健全有關。凡一個地方的人民收入水平低，主要原因必定是缺少實質投資，繼而生產減少，對勞力的需求相繼下降，導致失業。

欠法律保障 投資少失業高

設廠生產目的在於賺取將來收入，但因為將來收入現時還未到手，因此風險永遠存在。任何風吹草動令廠家意識到其他人隨時會跑進來瓜分投資成果，自然會削弱投資意慾。所以，當一個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至一個仍然不達理想的水平時，留滯不前的原因是當地政府未能提供足夠法律保障投資者的個人利益。

同樣理由，當遊客選擇到這些地方觀光的時候，亦須明白到這些是法治貧乏的地方，不可幻想當地執法者會免費提供人生保護。

法治腐敗 人命如草芥

菲律賓人質事件對我而言，最可悲之處是8條人命只因區區十幾萬港幣的贖款而被奪走。只需用1萬多元港幣便可買回一條人命，是超級便宜。但當地貪官各自為政，在他們眼中，其他人的性命哪會值一萬多元？投放在警力的資源故此亦非常少。

我本人曾經跑進馬尼拉市內的「紅番區」拍攝採訪過，得知每戶基本上都持有手槍之類的武器作自衞，至少確保妻子和女兒不會遭人強姦。當地人告訴我這是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到的危險。

另外，在馬尼拉的書局中，你不會找到馬尼拉市的街道圖，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南部城市孟買也找不到。這些城市的共通點是在它們市內木屋區到處臨立，但業權從來沒有被清楚界定。

貪污之地 必無土地政策

這樣，地皮便無法公開買賣。若有發展商希望在這些地皮上興建商場或屋苑時，便必須向一些有關官員行賄才可獲取業權。於是，這些滿布木屋的地皮便成為貪官的聚寶盆。正因為隨時有發展商問價（又或者貪官希望隨時會有發展商向他們出價），因此在短期內這班貪官自己亦無法肯定，會否讓木屋區繼續保留下來。

這意味在一個充滿貪污氣氛的政府，是不會有明確的土地政策，亦不會有公開賣地的舉動。假若土地的使用和發展在短期無法確定，自然亦會缺乏足夠信息印製市內地圖。

家族人情關係 取代自由市場

再者，既然官商勾結取代了自由市場競爭，個人關係便成為一項重要的競爭準則。某程度上，個人關係可以由一代傳一代。令家族成為重要的品牌，結果，當我在馬尼拉介紹自己的英文名Joe Chan時，往往會被問及我跟Jacky Chan的關係。

菲島慘劇切身 渴求真相有理

我跟其他香港人一樣，對於菲律賓警方的馬虎處事行為，非常憤怒。但我理性的一面會問自己，如果這8條人命是交通意外導致的慘劇，即使當中牽涉人為疏忽，我的心理反應會否同樣地激烈嗎？很慚愧，我知道自己的反應必定較輕。亦即是說，損失8條人命的起因有關鍵性的意義。

同樣意外 或發生在自己身上

相比下，若有消防員在火場中捨身救人，我們會為這位英雄哀悼流淚，但不至於對起火原因發怒。

經濟分析假設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對任何事情的看法都是從自己個人利益出發，普通市民不會時常申請當消防員。

故此，發生於一位正在執行任務的消防員的任何不幸，都會很少機會再次發生在自己身上。大家很快會把這些英雄拋諸腦後。

同樣理由，如果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在一批外國遊客身上，我們會以為事件是針對外國人，繼而降低警惕，菲律賓政府是否「廢柴」或「無能」亦不會太相關了。

正因為被殺的是港人旅客，而自己亦會出外旅遊，大家便開始希望了解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集合有關資料來評估自己出外旅遊的風險。而菲律賓政府惹怒港人，因為她的卸責反映着她想隱瞞真相，草草了事，加劇信息不充分所帶來的多項變數。

港人選擇集體追思和遊行的經濟效益，是集合多人力量促使香港政府從外交、祖國支持、或國際刑警各種渠道，把真相揭露出來。

而要節省聚集眾人所需的交易費用，我們可以選擇用怒氣作為基礎的口號，如「港人浴血馬尼拉」或「菲律賓屠殺事件」這類字眼，便非常有效，因為它們加深港人意識到的外遊風險。

菲國縱認錯 難增經濟效益

某程度上，在港菲傭亦面對類似的信息問題。她們很難確定港人會否向她們作出報復，所以亦須集眾人之力，尋根究柢，但有人做法另類，散播謠言，傳出有菲傭被港人殺害，試圖驚嚇「自己友」，迫使她們找出證據去推翻或證實這個想法。

當我們面對太多無法處理的變數時，最簡單的解決方法莫過於隔離對方。例如，妻子發現丈夫有婚外情，她可以選擇離婚。在這情況下，甚麼解釋也毫不重要了。要求這位男士作出解釋等等，如考慮原諒他。又或者兩國開戰時，根本毋須要求對方解釋使用武力的原因。

港人既然心中已經確認菲國政府貪污腐敗，又立心不會原諒這班人，堅持叫他們公開承認失當，根本不會衍生任何經濟利益出來，除非大家打算在這個聖誕節到馬尼拉度假。

「開槍打死佢」 執法者不信法律？

經濟邏輯的其中一個含義是，在所有港人中，警隊成員是一些最為熱愛法律的市民。理由十分簡單，作為執法者，警隊的飯碗來自法律本身。若法律崩潰出事，警隊的飯碗便自動被拖垮粉碎。到時，他們可能會繼續依賴他們的比較優勢來維持生計，改行不再當兵去當賊。

市民信賴警隊，因為警隊行事以法律為依歸，令市民深信警隊成員是兵不是賊。但警隊並非私人保鑣，亦不是軍人。最終保護我們每個人的性命財產是法律本身，它容許社會平穩地運作。警隊執法，是確保法律得以繼續存在的主要橋樑，這當然是一項重大的交易費用，警隊最終是為着保護法律而存在。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姪女Amina三度襲警仍獲輕判，引來網民譁然，在討論區怒吼。有自稱警員的網民留言「佢咁寸，開槍打死佢」。而這位仁兄當真是警員，事後被內部調查。

有立法會議員乘機抓緊這個出Show機會急忙跑出來質疑警隊有選擇性執法之嫌，要求警方解釋。

警隊欲雪前恥 更應以法行事

法律界人士之間的爭辯，正是針對這位「吹水」網民是佩槍人士，凸顯他的犯罪意圖。這些法律觀點只會對這位「吹水」惹禍警員的個人行為作理解，但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則能提出較宏觀的角度。

當「開槍打死佢」這句說話出自一位執法人員口中，這反映着該警員自己覺得法律已經不能充分地維護公義，需要法律以外的工具配合方可成事。

若執法人員也認為社會運作需要到像蝙蝠俠這類「英雄」的干預才能保持它的公義，交易費用便變得巨大。

蝙蝠俠來無影去無蹤，市民求救時，那裏像撥999這麼方便？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現實世界跟理想世界相差很遠。在今天的商業社會裏，大家都習慣了在互利這個前提下謀生，行俠仗義這個概念很難被大眾理解，固亦很難被大眾相信接納和依靠。

俠義很難被量度和界定清楚，但執法有法律作參考，較為容易被大家監管，被大家相信。從社會長遠運作的角度看，大眾市民並不需要英雄。他們只需要一些能幹和願意視警隊為終身職業的普通人。

假若在這件Amina事件中，有人由警隊高層至法庭從中扭曲法律的話，明顯地責任並不落在Amina身上，她是受益人，但非操控者或幕後黑手。若警隊要洗雪恥辱，便須以法行事，以較低信息費用的方法，讓市民明白法律有足夠能力，嚴懲那些背後策劃者。

降溫措施控投機 住屋未解困

上周金管局與政府聯手試圖遏制樓市炒風。曾俊華強調︰「我們主要希望可以向社會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這個信息就是政府不會對過分炒賣的活動坐視不理。」究竟甚麼程度的投機才算是恰當？超越甚麼界綫才算是過分？而陳德霖則較謹慎，只說「樓市泡沫定義不易確立」。

盲目投機︰只信價格會升

嚴格來說，價值必然是指市場買家願意付出之價。而這個價通常是基於這位仁兄尋找到的信息。概念上，盲目投機是指出價背後的唯一信息只不過是觀察着市價正在上升。若單憑這個所謂信息去購入資產而有利可圖的話，現時的價格趨勢便成為與購入資產這個決定有關的信息。

市場原本對社會的貢獻，在於它能節省我們每個人的氣力，毋須自己下功夫親身去尋找有關信息來作投資決定。我們只須假設市價已經包含與投資有關的信息。那麼，跟隨市場走勢作投資決定便萬無一失。

羊群「搭順風車」 恐慌推冧市場

若世上人都持這種「搭順風車」的心態作投資，希望由其他人把有關信息納入市價，由其他人去尋找真實信息來推動市價，這樣價格便自然地失去傳遞信息的功能。泡沫被大家一周察覺的時候，往往是它爆破的時候。

到某階段，當大家一起察覺到現實世界根本並不存在甚麼有關信息可以支持某個價位，我們每一個人便開始懷疑其他人會否繼續單憑價格趨勢來作投資決定。缺乏任何足以令到大家達成共識的現況條件，大家開始懷疑對方的投資策略，一窩風地大家便選擇退市，以求自保，其實是幫手「推冧」市場。

預期中的未來資產價格當然是影響現時投資的有關因素。若每次投資者增加出價是基於一些其他人都能認同的現實條件，令市場投資者較易達至共識，恐慌性退市的機會大大被減少，泡沫出現（即泡沫爆破）的機會亦會減少。

管理銀行風險 免壞帳捱貴息

在新措施下，一手買家除非選擇取消交易，否則必須一直手持該單位，直至以真金白銀完成整個契約轉讓為止。增加炒家的成本理由是迫使他們更小心出價，以確保樓價在客觀條件下有支持力。所以，新措施並非為着解決本地住屋問題而設。

正如陳德霖強調，問題在於風險管理。假若泡沫爆破導致樓價下滑，抵押給銀行按揭的物業市值下降，便會直接負面地影響本地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等同增加本地銀行風險，亦會增加銀行之間的借貸利息。到時，所有香港人亦要捱貴息。

最低工資益政黨 犧牲老弱

看過在YouTube上女明星專訪撑最低工資的短片後，得到的信息非常清楚，因為覺得低下層家庭貧窮境況可悲，因此贊成定下最低時薪33元。因為感動以至自己願意作出一點犧牲來幫助他人，並無甚麼不當的地方。但因為感動而盲目去相信某些措施必然能有效地幫助到他人，這是無知。

誤解僱主與僱員 必屬對立

我覺得在今天香港的生活指數和一般教育水平下，膽敢以時薪低於20元去僱用勞工，無疑是一項不道德行為，公然侮辱對方。

但我不肯定最低工資法例是否能解決問題。我不時聽到的抱怨，往往把問題看為僱主與勞工的對立，歸咎無良僱主漠視工人利益。但經濟分析指出，動機本身並不足以決定事情發展。它必須配合現實世界情況（亦即書本所指的局限條件）方可成事。

而競爭程度可以說是最有關的局限條件，競爭迫使買方增加出價，亦迫使賣方割價。而競爭永遠是指買方之間的競爭，或賣方之間的競爭。買方之間存在利益衝突，若某買家成功爭取物品，其他買家便無法取得該物品。同樣，賣方之間亦存在利益衝突。

某出售者若成功地賣出物品，其他出售者便有可能無法在相同價格下賣出他們的物品。

我懷疑一般香港市民對競爭的認識，過分受到金融或資產市場買賣所支配，這些市場的運作是取決於財富再分配的準則。買賣雙方並非合作創造財富，而是着重自己個人單方面眼光盡量把對方的財富轉移到自己身上。因此，買賣必有輸贏。亦即是說，在這個交易上，每當某方輸錢，原因是對方賺錢。受着這類偏見的支配，我們很容易誤以為勞工時薪下滑是因為僱主賺錢所致。

僱主壓價成功，因為有工人願意接受這個帶有侮辱性的時薪，他們願意接受侮辱，爭取工作機會，因為別無他選。

邊緣工人 難再割價求職

割價便成為他們在勞力市場爭取一席的唯一招數。

這是十分可悲的事實。如果在最低工資法例下，這班工人能夠繼續被僱用的話，他們的生活質素便得以改善。問題在於這個「如果」是否實現。

最低工資令到這班四、五十歲，缺乏外表和不善談吐的邊緣求生者，無法再以低價跟現時雙失的年輕人競爭，最終的被踢出局。

政客大叫立法最低工資，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來吸引年輕人，投票支持政黨。在後巷洗碗的大叔大嬸，拼命地工作，賺取零碎金錢來過每一天，無閒着眼於政治，不是政客的擁躉。更不是我看過的YouTube短片中的目標觀眾。

足球多變化 球迷易沉迷賭博

足球比賽與籃球比賽在經濟分析中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較注重組織部署，而後者則較重個人技術。

組織部署需要球員之間互相合作，而分工合作程度就視乎落場球員人數的多少。人數不夠，得分便較依賴個人表現。亦即是說，落場人數少，界定每位球員對球隊得分所作出的貢獻便較容易。

因此，在籃球比賽中，我們便能夠讀到有關個別球員表現的統計，例如入球、籃板和助攻等。而在足球比賽中，我們會讀到有關整隊表現的統計數字︰如射門、犯規和控球比率。

籃球着重射手 足球重視部署

大會公布的統計必定是一些觀眾需求的信息，反映比賽過程中的有關元素。如果球員的個人入球技術支配着整個比賽的可觀性，那麼我們便可以推測球例的設定，其目的必然讓觀眾容易地欣賞或評價球員的入球技術。所以，籃球比賽不單止缺乏守門員之類的角色，而且還禁止球員阻擋已被成功射出的籃球，令觀眾一起見證射球手的眼界。

相反，在足球場上，任何球員都有權阻擋或干擾對方的射球。結果，對方前鋒的射球技術未必掌管賽果，自己的後衞防守組織一樣重要，因入球可以是射手技術了得，又或者後衞防守九流。

龍門垂直 射手起腳角度多變

況且，除了手和臂外，足球員可以依賴身體任何其他地方把球送入龍門，這樣射球的技術便多而複雜了。再加上龍門垂直面向球員，射手便可以從多角度起腳。這些變化通通增加替每個入球評級的量度費用。

籃球圈則打平放在籃球板上，望着天空，大大限制了入籃的方法︰扣籃（即是用手把球塞入籃），或者投射。如果我們可以預先知道入籃方式的所有可能性，那麼事先將這些不同方式作比較和評級便會容易起來。因此，籃球比賽有「兩分波」和「三分波」的分別，視乎射手與籃球架的距離。

但在足球場上，每個入球永遠只當一分，任何入球方式在得分上的貢獻都沒有分別，全因量度費用過高而起。

世界杯期間，政府不停呼籲大家避免沉迷賭波，正好反映港人熱愛賭波、足球賭博受歡迎，因為這項比賽提供很多空間讓見解出現分歧。技術部署和分工帶來很多組合，讓觀眾可以從多角度估計賽果。各人分析不同，意見不一，賭博便更有趣味，而且這類分析可以被看作為知識上的投資，替日後同類賭博帶來回報。相比下，六合彩吸引力較低（因殺傷力亦較低），因為結果很難靠大眾分析推測出來。

為何足球比籃球更風靡球迷？

世界杯足球與政改方案辯論最大分別，是前者具明確的規例，界定參賽者作出甚麼表現才算得分，而後者則通通視乎個別觀眾，甚至乎辯論者本身的個人感覺和理解。

況且，政改辯論反映個人表現而足球除個人技術外，還非常着重團隊合作策略。從商品的角度看，隊際比賽帶給觀眾更多特質或層面來欣賞。讓我們把足球和籃球比賽作比較。

球星更多 吸引觀眾進場

雖然它們都是隊際比賽，但足球比賽涉及較多球員，固此容許較精密的分工，令球員可以更依賴自己的相對優勢來專攻某類強項。這樣令到觀眾較易認識某位足球員的表現，建立球星地位所須的交易費用亦相應地下降。球星自然吸引觀眾入場，從而增加球會收入，推廣足球運動於是比起籃球更有利可圖。我們因此可以明白到，在全球各地，足球為何比籃球普遍上較受歡迎。

談到籃球，大家可能只想起美國，但足球則非常有效地幫助大家認識世界地理。上場作賽的籃球員人數比較少，分工合作的空間亦比較窄。足球賽上有前鋒、中場和後衞，更有球員專射罰球，而籃球員則攻守俱備。但「守」畢竟是被動反應，「攻」便立為大前提。足球場地比較大，進攻的時候會需要到兩三名球員互相配合交波。籃球員的分工不及足球員的分工那麼仔細，每位籃球員都須當射手。若射球變成差不多唯一的賣點，我們可以預期球例會迫使球員盡快射波。

較重默契 非一人定賽果

例如，一旦球隊搶到波後，不能留守在自己的後半場超過8秒。而任何球隊持球亦不能超過24秒。足球比賽則沒有這類在時間上的限制。籃球比賽在攻擊過程上既然受到較嚴厲的約束，球隊便較難依賴將球轉到特定射手來得分。所以，比賽要求每位籃球員發揮他們個人的射球本領。這亦是跟足球比賽一個顯著分別。

被侵犯的籃球員要由自己負責射罰球，但在足球場上，罰球可以由罰球專家代射。足球場上出現一位碧咸，但籃球場上位位都是碧咸。分工的含義當然指沒有一位球員可以個人決定賽果。分工的程度愈仔細，球員與球員之間的默契愈重要。替換球員對默契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籃球比賽注重個人技術多於默契，所以，球員替換次數沒有上限。被換走的球員只是藉此休息恢復體力，再入場後維持高射球頻率。但足球球隊每場比賽只可最多更換三名球員，而且被換走的球員不能再入場繼續參賽。足球比較強調球員之間的默契，由此可見。

黑市導遊 宰客者先被宰

「黑市」導遊「宰客」事件又再曝光。前乒乓球國手陳佑銘隨團來港旅遊，懷疑因「冒牌導遊」粗暴語言強迫購物，以致心臟病發猝死。在整件悲劇中，最愚蠢的還是那位冒牌導遊。

首先，我們需要清楚一般報章分析的謬誤。大致上，它們認為導火綫在於本港不少旅行社以零或負團費來接待內地團，和導遊大都零薪酬。因此，只能靠強迫內地遊客購物來賺取回佣作收入。即是說，零團費是因，強迫購物是果。這種看法純粹以事情的發生先後來界定因果。但經濟分析着重的因果可以跟實際的先後次序無關。

傳媒有誤導 零團費非主因

股市上升固然多吸引人投資，但有關的因素是投資者在牛市的氣氛中，對將來股市的預期。同樣理由，本地旅行社和導遊是基於他們預期從旅客購物金額扣取回佣的多少，來決定是否願意以零團費和零薪酬來接團。

經濟邏輯認為零團費是注定失敗的做法。若要成功地依靠「宰客」維生，旅行社及導遊必須有能力掌握旅客在店舖內的消費力。

據聞，有黑店會以「防止打劫」為理由，把大門鎖上，收起旅客身份證，形同禁錮。若旅客不肯就範，導遊便隨即諷刺挖苦，停車不走，讓旅客苦等。最陰毒的招式是導遊不准團友用膳，臨時增加購物點，迫團友捱餓，直至消費金額達標為止。這些劣等行為反映導遊通通「計錯數」，對團友的消費意慾作了失誤的預期，最後才會作下九流的對策。

如意算盤計錯數 惟有宰客

理由十分簡單，若這些旅行社和導遊能夠準確了解內地遊客的消費心理，他們一早便跑去當零售業。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按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選擇職業，不可強行。有部分黑店和旅行社更是由同一老闆經營，這樣只會令到生意目的混淆不清，增加自己界定生意策略的交易費用。

我相信本地導遊已經清楚明白依靠「黑店宰客」維生並非上策。年前有導遊把旅客遺棄街頭，應該是十分有力的訊息。

黑工愚笨 充導遊反被騙

目前，本地持牌導遊日薪介乎500至800港元，而「黑工」導遊不單止沒有日薪，甚至乎還要向旅行社繳交50至200元的「人頭費」。表面上，這班黑工導遊奪去本地持牌導遊不少工作機會，但本港導遊又沒有像澳門工人般示威要求政府介入解決黑工問題，這代表這些黑工導遊與本地持牌導遊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

最有趣的問題，就是香港人似乎也不屑去冒充導遊與黑店合作。因此，最後被騙的應該是來自內地的黑工導遊，白白被騙去一筆「人頭費」。

家長「退股」 女嬰淪餓死

一對姊弟戀的同居男女，靠綜援支撑生活，疏忽照顧三個月大女兒，導致女嬰活活餓死，上周被判誤殺罪入獄六年。法官形容女嬰去世時的照片令人慘不忍睹，但對於兩名被告容許女兒在自己眼前活生生餓死，卻無法明白他們嚴重違反父母天職的背後原因。最後，只好把他們列為人格障礙來處理。

女嬰並沒有出世紙，在人口紀錄中，她不算存在。但畢竟她跟我們在香港一起活過三個月，今天我們便替她（雪兒）的不幸查個水落石出為止。

寧棄額外綜援 不願延續家庭

「無知」可能是一個理由，家中多了一名女兒，被告本可申領額外二千元綜援。只要替女兒辦妥出世紙便可立即收取這筆金錢，但兩被告一直沒有申請。我當初還以為這是愚蠢所致，後來得知女被告幾年前跟另外一個男人生了一對孖仔，交給外婆照顧，已經申領5,000多元綜援。女被告與男被告亦有一個三歲的兒子，每月領5,200元綜援過活。所以，從經濟分析角度看，他們寧願放棄額外2,000元綜援，也不去替雪兒辦出世紙。

生兒育女可以被視為男女雙方決心延續家庭關係的承諾表現。子女成為這類關係的證據。但當雙方感情破裂，子女的出現會增加分手的交易費用。這裏我們暫且不提子女撫養權的離婚個案和耗費，因為雪兒的父母只是同居關係，不需離婚。

男被告今年只有22歲，而女被告31歲，終日沉迷電腦遊戲。兩人關係脆弱，不難理解。若雙方有分手的意慾，他們自然會減少跟對方溝通和合作，設法節省投資在鞏固家庭關係的心思。遲遲沒有替雪兒辦出世紙，反映他們不願再合作下去，不願看到任何證據指出一些還未了結的關係仍然存在於他們之間，不願看到雙方的名字同時出現於一些如出世紙這類法律文件上。

生兒育女是投資 冀子女莫忘

男被告花錢吸煙，卻解釋無錢買奶粉，明顯是「退股」的行為。多年前，男被告與父親吵架而離家出走，家庭關係和天倫之樂對他而言可能是一項陌生的投資計劃。社會學家指出人類生兒育女是一項投資，是希望將自己的經歷留在子女的記憶中。在不少離婚訴訟裏，雙方力求爭取子女撫養權，無非希望子女不會忘記自己。若男被告打算退股，他又怎會期待雪兒長大後仍然將爸爸放在心中？再離家出走的話，這位仁兄便失去綜援。

他亦不欲跟女被告再作出共同決定，把雪兒交給別人撫養。就這樣，雪兒被他們忘記了，至今，雪兒的骨灰仍未有人認領。

地鐵八達通 價高有道理

港鐵加價後，近100個車票組合會出現八達通收費高於單程票價的現象。報章隨即抨擊情況為「畸形」、「混亂」和「搵笨」。

港鐵指計價有別 匪夷所思

港鐵的回應卻令人匪夷所思，大體的意思是，八達通和單程票價的調整必須符合某些局限條件。八達通加價以每毫子作調整單位，而單程票價的調整則以每5毫子為一個單位。所以當一些較便宜的單程票價作調整時，比例上，加幅會很高。為此，港鐵決定只對八達通作小量價格調整，而把一些單程票價維持不變。

單程票的價格調整單位定為5毫子，可以被看作為減少找錢的麻煩，省去安排在每部售票機放置大量一毫子的不便。港鐵的解釋不是完全沒有理，但經濟學可以提一個更普及和簡單的解釋。

在競爭下，任何生產者決定加價，他必然預期自己較其他對手能更有效地帶給現存和潛在顧客一些明顯利益。八達通是一項導致雙贏的工具，乘客可以節省輪候買票的時間，而港鐵可以減低設置和操作獨立售票機的運作成本。這亦可以被看作為一種交易，我幫你節省安排售票的運作成本，你幫我節省時間。八達通票價的高低便視乎哪一方提供較多利益給對方。

金錢換時間 利在乘客莫投訴

若乘客在節省時間上的利益不大，但港鐵可以藉此大大降低運作成本的話，港鐵會樂意調低八達通票價，來爭取更多乘客使用八達通的機會。

但今天發生在香港的情況似乎正在朝着相反方向改變，港府的經濟政策鼓勵內地遊客到港消費。這些遊客會比港人較多購買單程車票，這樣港人使用八達通便能夠避免與遊客爭用售票機，比起以前節省到的輪候時間更多，這個新情況於是給予港鐵更多空間把八達通票價調高。

類似分析亦可以令我們明白西鐵綫「短途貴過長途」的現象，現時和加價後，經西鐵綫往尖東站，票價依然比往紅磡為高。經西鐵綫出紅磡站的乘客，不少會轉乘隧道巴士過海。亦即是說，這些乘客獲取的利益只是局限於方便他們轉乘過海巴士而已。但尖東站不單止方便在尖沙咀區上班的人士，還方便出站乘客在整個尖沙咀區購物。連接尖東站和尖沙咀港鐵站的地下步行街是明顯證據，出尖東站的車票比出紅磡站貴亦變得容易理解。

港鐵和客機的收費跟的士不同，以目的地為準，路程長短次要，「短途貴過長途」絕非畸形現象。來往不同目的地的乘客屬不同顧客，接載乘客往返不同目的地屬不同物品。只不過在較短的路綫上較易出現競爭，壓低價格，這絕不代表路綫的長短決定票價的高低。

特首不投票論 威脅泛民？

曾蔭權宣布不投票立法會補選，隨即被一些政客批評「閃閃縮縮，唔係太好」。這些公開批評反映一項信息，對方確實認為曾蔭權的行為具威脅和阻嚇性。

陳方安生更強調「不應該因為打壓與威嚇，而放棄投票權利。」陳淑莊亦狠批曾蔭權的做法令香港成為國際自由社會的大笑話。

指控對方 因利益受損

特首和其他高官都沒有回應，但麥玲玲卻因為在某雜誌上發布有關李丞責的「fair comment」（公正評論）而遭對方入稟高院訴訟庭控告誹謗。

一個人對其他人的被動反應往往比他的主動行為更能清楚反映他的思想。經濟學假設每個人的行為都必定是因應某些環境條件而作出的反應，去解釋某人的行為必須要先找出在現實世界裏，哪些條件對他的決定是有關或無關。這是在整個分析中最艱巨的部分。但當我們觀察到A君對B君的行為作出指控，我們便立即知道B君的行為必然是能夠影響A君的有關條件。

迴避「威嚇性」問題 實即招認

陳方安生指「香人要爭氣」，說話便反映出她認為有顯著部分香港人「唔爭氣」。她續稱︰「如果唔想香港成為一言堂，就要用手中選票給政府一個清楚信息。」這等同承認放棄投票是港人接受一言堂的清楚信息。

陳淑莊歎息曾蔭權的杯葛做法，如果「係合情合理就唔需要等到夜晚十點幾至宣布啦。」話題轉到「合理性」這個討論，是迴避有關曾蔭權漏夜發聲明是否具「威嚇性」的問題。迴避問題可以成為對該問題招認答案的理解。

同樣，李丞責對麥玲玲的控告，亦傳達一些清楚信息。李丞責指對方作出缺乏事實基礎的抨擊，使到他的聲譽受嚴重損害。李丞責的聲譽當然是指他自己在顧客面前的聲譽，要成功指控對方，李丞責必須交出這些「缺乏事實基礎」的抨擊導致他收入嚴重損失的證據。但這便等如公開承認他的現存和潛在顧客對事實基礎缺乏認識，故容易被誹謗言論影響。

缺勝負準則 惟靠口舌之爭

政治遊戲以至玄學家之間的口舌之爭，共通之處在於觀眾無法依賴明確的遊戲規則來判斷誰勝誰負，又或者量度政客也好、玄學家也好，他們的個別貢獻。

這些競爭者因此會利用向對手展開譴責來爭取觀眾的支持。職業運動員或球隊之間則絕少出現這類舌戰。只要有清楚界定的比賽準則和賽果作依歸，任何舌戰都是無謂和多餘。曼聯的球隊品牌被估值為2.7億美元，有了這個品牌價值便毋須再作甚麼爭拗。

試題版權費 為何取決學生數目

上周某英文科補習天王因涉及參與多間補習社未獲考評局授權私下複印試題作教材，而被警方拘捕。據聞複印本有1.2萬本之多，學生數目確實驚人。

海關表示，不排除侵權行為目的減省成本。事緣補習社如果要轉載會考或高考試題，必須獲考評局授權及支付版權費；但這個版權費有別於自助餐的入場費形式。

純粹複印派發 無助學生應戰

自助餐容許顧客任飲任食，版權費則按試題的使用程度來決定；而試題的使用程度可以從多角度量度，它可能反映老師分析每條試題的深淺度，花在每條試題的教學時間，討論過的試題數目。

原則上，每條試題的深淺和含義，會有分別。在零交易費用的世界中，考評局可以按每條試題分開地獨立收取不同的版權費。在現實世界，量度費用較低的定價方法，是將版權費與補習教師侍奉的顧客數目掛鈎。況且，大量的公開試題替大部分的補習教師提供一項理所當然的卸責機會。無止境地派發往年試題給學生，固然可以發揮到短期的心靈安慰這個幻覺，學生自然開心，但卻無助於增強他們在公開考試這個戰場上擊敗對手的戰鬥能力。

換言之，當歷屆試題的使用純粹限於複印和派發，考評局自然將學生人數來作準則去量度補習社使用試題的程度。

以使用程度來決定收費，使用手機和電腦打印機是最明顯的例子。早20年前，打印機的價錢相對地比起印墨的價錢高。今天，現象剛好相反，打印機或手機有可能免費送上，消費者只需因應使用多少來付款。

跟20年前比較，今天的用戶增加不少，並因為這個變化，用戶之間的使用程度分歧亦加劇增加，供應商劃一定價的困難，向不同使用量的消費者作價格分歧可以增加客路；但使用量很難被預先估計，按日後的使用再算價錢可以被看為間接的價格分歧。

商舖有效運用否 決定租金

而手機的收費模式與大商場裏決定商店租金的方法更加接近。商場業主會替商店定下基本租金，但同時亦與商店立下分帳的規定。基本租金和分帳租金，哪一個較高，便成為當時的實際租金。所以，當商店的生意怎麼樣下跌，商店仍需支付最低（基本）租金。當生意好，商店便需轉交分帳租金。亦即是說，商場是根據商戶是否有效地使用商場位置做生意來決定租金；而基本租金的水平是反映商場對商戶生意額的最低要求。

若租金持續地未能超越基本租金，商場會認為商戶未能有效地使用地方去服務入場顧客，續租或終止合約便較易決定。

紅酒期貨 風險大於指腹為婚

上海世博開幕，最受國內市民注目的展覽館仍然是自己的中國館，反映出內地入場人士普遍認為國家光榮或自豪較博覽世界更具價值。

名酒商警告 上海或有騙局

榮耀是渴求其他人對自己建立正面的觀感，而爭取知識則是自己努力去了解周邊事物。當自豪感勝過求知慾這個偏愛讓人家看破，騙子當然會樂意地向你設下陷阱。因此，當葡萄酒商Bordeaux Index警告買家小心上海會出現紅酒期貨騙局，這絕非意料之外的事。據聞，現時在國內被當炒的名酒Chateau Lafite和Carruades De Lafite有可能出現很多假酒花，令到買家最後無法提貨。這些所謂葡萄酒期貨與我們每天在金融版能夠讀到的原油期貨、原榶期貨等，在功能上的分別，是後者的實貨交收機會甚低。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賣出期貨而毋須交出現貨。原因在於傳統期貨買賣的主要功能，是集合天下各方信息來決定某些質量上受到限制的產品（例如農產品和原材料）在將來某個月份的市價，亦即期貨檟格。

以農產品為例，通常在18個月前已經可以進行期貨買賣。換言之，買賣雙方共有18個月的時間進行交易來決定貨品在某個月份的價格。若貨品在期貨市場裏的最後成交，價格高過買方早前定明的入貨（long貨）價，他便可以賺取這個差價的利潤。相反，賣方便會虧損，因為期貨的最後成交價高過他的出貨（short貨）價，這是錢銀交收的做法。

網上酒花交易 乏第三者保證

但葡萄酒的期貨買賣則接近於指腹為婚的實貨交收做法，即是憑着一隻雞蛋去買雞一樣。指腹為婚比今天的酒花在某方面風險較低，因為前者在古代不能依靠Internet來進行，因此面對面的議價在所難免。真「大肚」抑或假「大肚」亦較易核實。相反，酒花的投資者連對方襯家太太的肚是凸是凹也沒看過一眼便熱衷下注，風險難以想像。

當然，只要準襯家出名有記錄生產美貌與智慧並存的超級世界小姐，這個風險亦值得冒。但可惜在網上出售的酒花未必是由酒莊自己直接提供。結果，投資者究竟跟誰家指腹為婚亦弄到一頭霧水。在傳統的期貨市場進行交易，對家的身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保證來自期貨市場本身及負責處理每天錢銀交收的銀行。在網上進行酒花交易則缺乏第三者的保證，連負責安排對襯家的大妗也沒有。中國同胞出名虐待紅酒，汽水溝紅酒這類殘酷行為，在國內處處可聞。既然缺乏尊重和認識，上海買家從酒花提來的葡萄酒有機會跟國產的葡萄酒沒有多大分別。

規管示範單位 反利炒家投機

有報章把港府以穩定樓市為標題的9招12式與奧巴馬提出的金融業改革方案相比較，認為港府「講多過做」，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這個說法。曾俊華就樓花出售的透明度和示範單位的格式所作的建議，作用在於增加買家對物業的認識，結果將會讓炒家更加放心地去投機。

9招12式 沒遏樓價作用

政府推出這些所謂措施純粹針對發展商造市和欺詐意慾，與壓制整體市場預期樓價上升的心理無關。

任何供應必定是由需求帶動。奧巴馬批評金融機構向冒巨大風險的高層管理提供豐厚報酬，漠視生產力和長遠正當生意手法。因此，他覺得有必要為衍生工具的發行引入新監管，保護金融產品的消費者，以免他們在不知情下承擔過量風險。

上述的批評暗藏着一個假設：金融機構具足夠能力繼續欺騙投資者。但轉過來看，只要投資者自己真心認為受騙，這便意味着廣大投資者應該學會在金融海嘯中汲取教訓，不會重蹈覆轍。亦即是說，投資者不會再上當，那麼，美國政府亦毋須進行任何更嚴厲的管制去保障投資者。

但事實上，當大市上升，資產價格每天比之前高，投資者根本不會理會自己是否受騙，又或花時間研究賺取的回報是否跟資產風險掛鈎。沒有投機的意慾，泡沫難成。奧巴馬亦會明白這點。

真正需要被監管是市民的投機心態。但人數眾多，監管耗費過高，金融機構的數量則相對地少得多。控制高風險的資產發行量便等如控制市民的投機程度。情況跟香港政府控制未滿18歲青少年吸煙的處理方法一樣。

青少年吸煙不違法，但報販賣煙給青少年則會被檢控，目的希望從控制供應來壓制需求。只要報販的數目遠比青少年為少，這是一種監管費用較低的處理方法，但同時間政府卻漠視保障報販安全的執行費用，因為一些被報販拒絕的青少年會以爆粗辱罵、淋油以及早前在葵涌發生的連環縱火來反擊。

投資者預期 政府難改變

資產價格反映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平均見解以及他們整體對短綫的猜測，這些被反映在資產價格上的整體意見會有時正確，有時失誤。叫政府推出措施穩定樓價需要到政府作出行為改變投資者整體的預期，難度極高，大家可以參考內地重男輕女這個泡沫現象。

聯合國有報告指出，中國和印度廣範出現選擇性墮胎和殺嬰，令到兩年來有8,500萬女性人口蒸發。當父母盲目地渴求男嬰，現時亞洲的出生男女比例已達119比100，男性的供應已經過剩，隨時有跌價的危機。當泡沫爆破時，政府會否推出「一妻多夫」的措施呢？

愛心親情勝財富 黃福榮福氣

假如黃福榮在青海玉樹地震現場救人而安全無恙，他的英勇行為可能不會轉到我們的耳中。當然政府亦不會花時間去研究黃福榮作過甚麼貢獻，更不用說頒發金英勇勳章。

追頒勳章 鼓舞在世者

黃福榮既然走了，亦不會眷戀金英勇勳章這類人世間的光榮。經濟分析假設我們只會向前看，意味着追頒勳章和悼念這些儀式的最終受惠者是我們這班仍然生存在世，仍然可以替自己的將來作選擇的凡人。讀到黃福榮的報道時，不其然令我想起「嘉芬物品」（Giffen good）的出現。

嘉芬（Sir Robert Giffen）是十九世紀一位英國統計師。大約在1850至1880年間，他在倫敦近郊一個貧窮小鎮Whitechapel找出一個奇怪現象。當麵包的價格上升時，當地的低下層工人居然會增加麵包的購買量。以當時的生活質素而言，麵包是最便宜的食物。從提供熱能，讓身體得以繼續運作這個角度看，在當時麵包是最有「效率」的食物。

但英國本土的小麥不時失收，令到麵包價格急升。窮人平時已經把超過一半的收入消費於基本食糧上。麵包價格上漲代表着這些窮人的實質收入受壓。因為沒有其他比麵包更便宜的代替品，故此他們被迫增加花在食物上的費用，餘下來的收入少得可憐，騰出來也買不到甚麼其他東西。

在這情況下，消費上的選擇被大大削減。把餘下的收入用來多買些麵包，醫飽自己的肚子，代價亦比平時低。這便解釋到苛刻的經濟環境為何會刺激窮人對麵包的需求。1880年後，英國從美國入口小麥，麵包價格從此下調，「嘉芬物品」亦再沒有出現於麵包這類食品上。

今天，當我們不停為着增加財富而煩惱時，我們渴求享受的東西已經從資源使用改變到資源的使用權，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我們積累的財富代表有多少資源可以被金錢換取來使用。生活水平愈高，我們實際享用到的資源比起我們有權依賴財富得到手的資源愈少。

現代人享受財富，享受擁有和使用資源的權利。愈花時間去爭取財富令自己犧牲實際使用資源的機會，這是一項重要的取捨。

黃福榮享受實實在在地把金錢使用在孤兒院裏。在出發青海前，他願意花時間跟母親飲茶。時間與財富不同，因為人人皆有。黃福榮患過肺結核，這可能令他明白人生苦短，因此過分地為將來煩惱去增加財富並不是上策。把財富和權利撇於腦後，使用餘下的時間在自己關心的親人和陌生人身上來換取即時回報，代價會較低。我想，這正好是黃福榮的福氣。

經濟科鼓勵創意 勝埋頭計數

高級程度經濟科會考昨天（周一）完結。正派老師的心情會跟體育教練的處境相若。運動員成為教練的參賽工具，容許教練再次感到比賽的振奮，與對手在眾人面前一較高下的刺激。最後，教練與運動員一夥兒承擔和享受比賽成績。

經濟科最刺激之處，在於它依賴對真實事情的分析能力這個準則，來把考生分高下。它固然需要到邏輯思考，但同時亦要求考生有眼光地從雜亂的現實情況中指明一些有關的局限條件，來推測在不同情況下，行為會出現甚麼必然的變化。

漠視現實 出賣高斯佛利民

我對高級程度經濟科的內容情有獨鍾。因為它強化考生對現實世界運作的理解，訓練考生像偵探般在陌生的環境中尋找事物的來龍去脈。這些訓練在本地的各所大學裏將通通消失，大學經濟科着重數學邏輯，這是優點。但容許學者任意假設，漠視真實世界，出賣高斯與佛利民心目中的實證經濟學，結果弄得一敗塗地的收場。

我在課室裏跟中學生談論幾年前中國內地雞蛋價格急升這個通貨膨脹現象時，大家都猜測到中國出口所賺取的美金盈餘回流內地的可能性。

甚至乎連中七學生都立即明白到這可能代表資金正開始離開美國的資產市場，有機會是美國資產市場泡沫爆破的徵兆，但當時在大學裏打滾的「學者」卻若無其事。

倡大膽假設 經濟科空間足

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學着重實證內容，數學只是工具，因此培養像高斯這類偉大的經濟學家。七十年代香港大學經濟系講師的入薪點，剛好可以買到一部萊卡M4P照相機跟一枝標準50mm F1.4鏡頭。今天，它只可負擔到半部M9跟標準鏡。大家可以從這些實質薪金的數據來推斷大學經濟系講師對社會的貢獻。

高級程度經濟科對考生寫作的要求遠遠超越大學。文字當然在邏輯嚴謹度不及數學，但可以更有效地讓考生發揮對事情在不同角度上的判斷力。況且，有趣的行為和制度發展並不能單從數學表達出來。最重要的作用，還是抽出足夠空間，讓考生在一些基本的假設下，盡量發揮創意和想像力，有膽識地指出甚麼是關鍵情況。具備這些長處跟數學根基可以完全無關。

我自己認識的優異考生在大學裏絕少主修經濟。大部分都會跑到法律系，全因他們渴望改進自己對現實世界運作的了解。再者，高級程度經濟科所強調的產權分析和交易費用的局限對於理解法庭判決非常有用，修讀法律當然給予他們大展拳腳的機會。

內地客撑場 港鐵加價有理？

港鐵根據「可加可減」機制，決定6月加票價。市民當然跑出來批評港鐵此舉不負責任，嚴重地影響民生。

不少報章針對港鐵去年盈利96億，指摘加價漠視市民負擔。但從生意角度看，盈利上升正好是提醒商家加價的最佳信息。可是，不單止報章甚至乎中大學者，都通通在分析上犯了一個基本錯誤，把局限和決定混淆一起。

港鐵賺錢 仍可加價

「可加加減」機制下的票價調整方程式作用是指明在一些宏觀條件的約束下，限制着票價調整幅度。這代表港鐵考慮加價時須面對的局限，不等如決定。中大學者指出，「公式就是這樣計，港鐵賺錢不代表不可以加價。若巴士票價方程式計算結果高於百分之二，不排除巴士公司最終要求更高加幅。」

以上說話完全避開解釋港鐵加價的決定，亦沒有弄清楚巴士公司的反應。這是學者一貫的風格，勇於在報章發表一些缺乏內容的見解。

三巴攻港客 難貿然加價

根據統計處公布的運輸服務業工資指數，以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九巴亦有權向政府申請加價，但它表明現階段沒有加價計劃。

九巴與港鐵在選擇定價上的分別，某程度上跟據麥當勞與Burger King的分別有點兒相似。

內地遊客對本港零售業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加上深圳居民可以自由來港購物這個因素，港鐵與巴士公司的目標客路差距更加擴大。

內地遊客對港鐵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是促使港鐵調高票價的原因。而三家巴士公司主要服務本港市民。在香港經濟仍未復甦的情況下，它們不會貿然加價。

況且，港鐵加價會令一些市民轉乘巴士，對巴士公司有利。

其實，當香港零售業開始變相成為對大陸的出口服務業後，港鐵亦會相應地提供類似的出口服務給內地遊客，方便後者購物。這些專程到港購物的遊客，由於留港時間短，所以會較願意花較高價錢乘坐地鐵，來節省交通時間。

留港短暫 願花錢買時間

類似分析亦可以讓我們明白Burger King和麥當勞在套餐定價上的不同策略。與「散叫」相比，任何套餐價都必然包含汽水薯條的優惠價，用以推銷套餐。麥當勞的食品價格比Burger King較低，固目標顧客的收入亦較低。收入低，娛樂的選擇較少，顧客因而會花較長時間逗留在餐廳內，比較不同選擇的價格，為着刺激消費，麥當勞會在較貴的套餐裏隱藏着較便宜的汽水薯條優惠價，Burger King的目標顧客會有較高收入，時間較寶貴。

為方便顧客盡快下決定，Burger King把汽水薯條的優惠價在不同的套餐上通通劃一，省去顧客細心比較價格的煩惱。

同「包」不同價 可誘消費者

連鎖式快餐店傳統上的功能，在於方便來自不同地方的顧客，降低他們在挑選食物時須付出的信息費用。做法是盡量推出劃一化的菜單給顧客選擇。在不同餐店內，除食物選擇劃一外，還有價格劃一，服務運作劃一，連裝修也劃一。這種策略特別針對時常往返不同地方的顧客，令他們不用費神去適應不同地方的飲食習慣。

非中央集權 減信息成本

好幾年前麥當勞推出的套餐，大部分都是劃一價格。顧客可以純粹考慮自己的口味，而毋須花時間比較價格，今天，這個傳統策略在香港這個密集都市已經過時了。設在屋邨商場裏的麥當勞明顯地並非為着招呼外國遊客來運作，若把着眼點集中於本地市民，這些連鎖快餐店的傳統功能便會變得多餘。這樣，每所分店便須被迫跟周邊的餐館一起競爭，掛上同一招牌的連鎖快餐店再不像以往般聯手合作，一起減少顧客的信息費用，反而需要各自拼命求存。

我們或有機會犯上一個普遍錯誤，以為品牌代表公司，價格與服務必定是品牌管理層下達的決定。在不同地點定下不同之價，是一種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經濟學中的定價策略）的表現。故此，有市民投訴大家樂的某項早餐，在沙田第一城的定價比起秦石邨分店價錢較高，「質疑是否第一城的市民消費力較高，便要捱貴早餐。」但從來卻沒有人投訴不同位置的連鎖便利店，貨品售價不一這個現象。可能大家一開始便了解到招牌本身只代表供應商，貨品價格則由每所便利店自行決定。這種定價方式比起由中央全權制定更方便，涉及信息費用較低。

老闆不再 漸變供應商

同樣理由，要同一時間管理全港所有麥當勞分店，監管費用實在過高。若合約賦予每所分店有限度的自主權，整體運作會較有彈性。但在這種營運方式上，麥當勞的管理層，角色上會出現變化，開始離開「老闆」而朝向「供應商」那方面去。他們在個別食品價格上，可能已經無權再管。這個分析可以解釋到豬柳蛋漢堡在麥當勞官方網頁上的原價為12元，但在中環國金二期的麥當勞分店則需要13.9元才能買到手。

至於不少分店未有在價目表列出「散叫」食品價錢，據稱麥當勞並沒有回應，可能他們對分店運作，不太了解。套餐與「散叫」售價之差，代表附加汽水和薯條之優惠價。在一些列明「散叫」價的分店裏，我們可以觀察列於不同包類當中「散叫」價愈高，優惠價（以百分比計算）便愈低。這是刺激顧客消費的一般伎倆。因此，這個優惠價的金額會因套餐而異，有可能惹來顧客投訴，這是不列明「散叫」價的原因。

消防貢獻難量 阻更新裝備

在任何組織裏，掌管資源分配的決策者，必然會利用這個權利替自己爭取得益，縱使我們不談貪污受賄這類行為，普遍地，資源會被分到一些可以讓決策者替自己大肆宣揚的用途上，標誌着自己對組織的貢獻。管理層的貢獻在於事先作好部署、制定草案，令整體運作有系統化，讓前綫工作人員依靠既定程序從事。

成果可量化 才可增資源

上述的簡單分析可以提出一項能夠被事實驗證的含義，若我們尋找到某一些情況會削弱決策者在事先部署上能夠發揮的貢獻，我們便可推測到，在那些情況下，資源投放會或多或少地被刻意忽略。

上周長沙灣一幢舊式工業大廈起火，又有一名消防員殉職。消防隊對社會的貢獻，一向較難量度。我們需要先假設在一宗火警上，若消防隊沒有到場救火，由市民自生自滅會構成的潛在損失有多少。消防隊的貢獻便視乎他們能把實際損失由潛在水平縮減多少。缺乏有關任何一宗火警會導致多少潛在損失的資料，我們便無法準確地量度消防隊對社會的貢獻。

相比下，警隊的貢獻較易量度。警方可以報告他們起回多少贓物，或搜到多少毒品，及指出這些毒品的市值作為一些指標來量度他們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到政府官員會願意相對地分配較多資源到警隊身上。至少，近年來報章沒有發表過警隊裝備落後而令前綫人員身陷險境的投訴，但3年內接連4名消防員殉職。

政府承諾於去年底全面替消防員更換新煙帽呼吸輔助器，但至今還未落實。有消防員埋怨更換裝備不及時，害死同僚。政府高官當然不會承認資源分配與前綫人員殉職有關。因為火場的環境難以預料，高官永遠可以直指起火現場防火設施不足，存放過多物品和過分擠迫為罪魁禍首，藉此逃避責任。

「貢獻」難被估值 裝配致被忽視

再者，火場變幻莫測，消防員要擁有足夠判斷力應付爆炸、毒氣、倒塌和迷路的處境。因此高官便較難藉着消防隊的表現來誇耀自己的貢獻，因而亦不會落力替消防員爭取資源。

政府醫院設備一流，因為有數字記錄受惠病人數目，高官可以大談新儀器救活多少入院病人的生命。但救護車則九流，因為送院途中的病人或傷者情況難以被決策者事先估計。改善救護車帶來的貢獻亦難以猜測。跟處理消防員裝備事件一樣，決策者自然不會太着急。

警察粗言無大礙 醫生則不

警察投訴科於09年共接獲4,000多宗投訴警員個案，較08年急增六成。而在這4,000多個投訴中，近八成涉及疏忽職守、粗言穢語或行為不當。

少講粗口 無助加強執法

處理這類投訴，警方當然需要重新撥派資源，犧牲了其他事情的處理。這八成的投訴當中難免地會包括一點公報私仇的成分。盡管這類投訴最終或許能改善警隊對外的言行舉動，讓前綫人員化身為親善大使。但叫警務人員在執法期間少講粗口，又何以見得能增強他們在維護法紀上所作出的貢獻呢？

執法的基礎永遠是建基於以暴易暴這個簡單道理。香港警隊並非甚麼輔導組織，他們的職責不是安慰受害者，而是靠武力和腦力去防止再有人受害。出色的警務人員不需要溫文爾雅地去明白受害者的悲慘心情。相反，他們必須盡快（即是當受害者還未收復心情時）從受害人的記憶中拿準綫索，明白犯罪者的心理，來猜測犯罪手法，幫助其他人。

警力花費 讓社會向前運作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人類花費發展警力，是為着社會能夠繼續運作所涉及的交易費用，「繼續運作」是向前望的意思，已經發生了的不幸變成往事。替受害者討回公道不代表可以自動保障社會日後的運作。因此，警務人員的專長是去了解潛在犯案人士的心態，不是減低受害人的慘痛。所以，我相信警隊不會花大量資源去監管和處分粗言穢語這類無關行為。但醫生講粗口則含義甚廣。

一般而言，醫生的職責不是防止再有人發病，而是幫助病人對抗疾病。換言之，除了傳染病外，醫生提供的服務是給予個人，而警隊的貢獻則是針對社會整體運作而發揮。警方介入，必須首先掌握受害人的損失，方可展開調查。但病人上門找醫生，往往因為自己不知道發了甚麼病，要靠醫生找出答案。

粗口降醫生可信性 守則嚴禁

若警方漠視受害人的感覺，因為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證據和疑犯身上；但醫生為着尋找病源，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身上。而醫生在病人面前講粗口會反映對病人莫不關心，影響到醫生作出判斷的可信性，這便解釋到醫生守則指明禁止醫生在病人面前粗言穢語。

醫生的可信性，在信息費用存在的情況下，是唯一賣點。而警隊在緝拿疑犯的判斷力最終會受到整個法律程序的審查來確定。警方辦事能力，會比醫生診症較易被市民認同；粗言穢語對前者影響會較小。

《歲月神偷》爆冷揚威 影業失算

撰文:陳德廉 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
欄名:經濟解釋

在柏林影展獲獎的港產片《歲月神偷》，話說由於該片商業味道不重，故籌集資金出現問題，需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的電影發展基金批出三分一資金，方能成功開拍，但卻在柏林影展放映時，座無虛席。完場時，更掌聲雷動，觀眾拍掌達5分鐘之久。

本地冷淡海外奪獎 市場失效？

能夠引起觀眾強烈反應，明顯地代表着電影本身確具商業味。不少報章把《歲》在海外奪獎打造為市場失效的例子，認為電影行業過分計算市場因素，忽略以真摯感人的情懷來打動觀眾，因而令到一些小本製作經費不足，無法開拍。

這個說法犯上嚴重誤點，因為以溫情帶出笑聲哭聲本身便是一種物品，只要有觀眾入場，這類物品的市場價值便可以被反映出來。所以，本地製片商並不是過分計算金錢回報，反而是未能充分地確定到所有帶來金錢回報的可能性。

以《歲》片為例，它獲得的獎項是針對14歲以下的兒童觀眾而設的「Kplus」水晶熊獎。因此，在外國評審團眼中，《歲》的目標觀眾自然是由家長攜同入座的兒童，我相信由本地製片商去估計這個潛在市場的大小，會是非常困難的嘗試。若行內的專家辦不來，港府官員作為門外漢，也肯定幫不上甚麼忙。若由政府出力支持本港中小型電影業發展，極其量政府只能運用公帑協助影片製作。

在探求影片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這個問題上，港府比行內從業員必然面對更高的信息費用。甚至乎身為男女主角的任達華和吳君如，亦沒有花時間出席當地頒獎典禮，便足以反映演員自己亦缺乏對潛在市場的認識。亦即是說，《歲》在海外的成功，是行內人士未能預計到的成功。

爭政府下注 依賴與官員關係

信息費用的存在，令到在國際上，影片批發市場的運作通常依賴捆綁形式或搭配銷售來進行。電影發行商通常會把多部電影搭配一起，以一個價錢來交易，節省把每部電影獨立定價所涉及的交易費用。因為每部電影是新產品，需求固較難估計。

同樣道理，出版商不會一筆過以一個價錢，向作家購下其新作品的版權，原因亦是新書的受歡迎程度難以事先得到雙方確認。所以作家與出版商會依賴對分的方法來合作。

最後，要爭取政府下注，競爭準則當然決定於製作人與政府官員的關係。電影發展基金目的是協助新進導演和監製。張堅庭申請基金失敗固然不足為奇；《歲》的創作人羅啟銳和張婉婷亦早在八七年已經拍下《秋天的童話》，但因其參與過《獅子山下》和《屋簷下》，他們成功申請基金更不足為奇。

監管賽車場 市場競爭最有效

撰文:陳德廉 前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院士
欄名:經濟解釋

新年期間在屯門龍鼓灘一所小型賽車場內發生致命意外後，各大報章紛紛大喊小型賽車場「無王管」，事因四大政府部門——運輸署、機電工程署、康文署及民政事務局——均稱小型賽車場監管問題不屬其管理範圍。

有議員更表示，政府有責任保障駕駛小型賽車人士安全和應該實行發牌機制來配合管理。香港人一方面熱愛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則要求政府插手管，彷彿患上精神分裂症。

意外危險品 是頸巾還是賽車？

我們可以明白到報章正在關注小型賽車初學者的安全問題，當時賽車場內的工作人員有可能犯上疏忽，沒有教導女事主除下頸巾。結果，頸巾外露而被強風捲進小型賽車右邊尾輪，變成奪命索，令事主最終窒息。

議員交出的論點是，既然消費者對產品使用上的安全存有信息費用，政府便順理成章地理應插手保障消費者利益。

這種說法存有兩大謬誤。第一，意外還未被交到法庭上處理。因此，哪一方需要為事件負責仍然未有定論。09年巴基斯坦少女在屯門一間洗衣工場工作時，頸巾遭熨布機纏死；07年女童落小巴時，頸巾被車門夾住，司機開車將她捲入車底輾斃。若當時她們沒有帶上頸巾，或許還可以保住性命。我們不如建議政府立例把頸巾納入危險品，禁止少女帶頸巾。在屋內，只要開動風扇，頸巾亦會有被捲入的危險。

究竟是時速可達120公里的小型賽車，抑或隨時可變成奪命索的頸巾才算是危險品？禁帶頸巾可能增加人身安全，但畢竟亦會令愛美的女性帶來不便。因為法例會減少一項襯托服飾的配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要管的話，便需要選擇一些給社會帶來最少不便的東西來管。

行業各有風險 政府難監管

第二，提倡「要管」的議員，似乎假設着私人賽車場缺乏意慾保障駕駛者的安全，這個假說邏輯上是絕對錯的。入場人士明顯地是賽車場的米飯班主。賽車場需要他們不斷再光顧，方能賺錢，所以，賽車場會選擇確保駕駛者安全離場。賽車場雖然會買下保險，但保險公司必然諸多挑剔，設法找出賽車場管理疏忽的證據來減少賠償。因此駕駛者發生意外會給賽車場帶來沉重代價。況且，各行各業的運作都有可能涉及不同的風險，政府官員既不是專家，由他們擔上監管的責任又怎會成事？最有效的監管莫過於在市場競爭下，由供應者自我監管，提高服務質素來吸引顧客。

防學校徇私 校本條例利學生

《校本條例》要求全港津貼中小學必須成立註冊的法團校董會，並加入由選舉產生的家長，教師及校友代表。而辦學團體代表則減至佔校董會總人數六成。

上周，高等法院裁定天主教香港教區所指《校本條例》，違反《基本法》賦予的辦學自由這個說法不成立。上訴庭更指明《校本條例》並沒有削弱院校的自由權，只是改變由法團校董會行使。

從產權分析的角度看，清楚界定某一項權利，和決定這項權利應該落入哪一方使用是兩個分開的獨立問題。法院表明院校繼續享有辦學自由的使用權，只不過教區本身是宗教團體，並不是院校。亦即是說，辦學團體並不能全數反映「院校」這個組織。所謂辦學自由，當然是指有關財務資源的使用權。而這個使用權必須是容許個人或某組織獨自享用。享有使用權絕對不是自由享用資源的意思，而是擁有獨立權利決定資源的用途。所有津貼學校（包括大學）共通之處，在於資源使用與消費者（即學生）的利益可以出現嚴重分離。

豬流感疫苗便是一個清楚例子。若疫苗由私人入口，這位仁兄必定為私利着想，確保疫苗有效和調查清楚目標顧客，不會受到副作用影響，方決定動用大筆資金購買疫苗。政府高官熱切地入口疫苗，皆因所需款項並非從自己「荷包」拿出來。事敗不會令自己破產，但事成則必然增加自己的名聲，因此有Sure Win的效果；津校的運作亦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教區不轉私校 拒絕更大約束

當家長、教師和校友進入法團校董會後，他們當然以本身的私利為依歸來影響院校資源使用。但這班人的本身利益會與學生有較密切的關係。而因為《校本條例》使院校申報利益資料和交代財政及營運狀況，決策者動用資源謀取私利的行為便受到更大約束。教區學校為免受《校本條例》控制，本可以選擇轉為私校，繼續一貫的辦學理念和原則，毋須威脅政府，形容自己被迫得要交出辦學權。但轉為私校等同更徹底地讓消費者（學生家長）決定自己的命運，約束力會比法團校董會為大。

條例或削教區學校競爭力

況且，教區學校本來的賣點來自它們的宗教，帶給學生家長放心的感覺。但世上任何賣點可以隨時互相替代對方。家長進入法團後必定要求校方交出公開試成績，和對校方定下的新高中選科和通識教學語言作出評價，改變學校之間的競爭遊戲規則，有機會削弱教區學校的競爭力。

歧視亦可對社會有貢獻

歧視可分為兩種︰（一）對某些人的行為或特徵覺得反感憎惡；（二）明知對方的一些特徵未能全面地或準確地反映他的潛在威脅，但抱着「有殺錯，無放過」的原則，堅持與對方不作交往。

只要我們願意尊重每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第一點的歧視屬於平常事，並不存在甚麼不妥當的地方。第二點的歧視是自己放棄尋找真相，漠視所有與對方合作交換帶出互利的可能性。這種選擇是接受自己的無知為大前提來降低信息費用的做法。

多數歧視少數 減交易費

有新聞報道過在港長大的巴基斯坦籍本地學生遭多間銀行拒絕替她們開銀行戶口。原因是金管局曾發出指引，防止有人利用本地銀行調動資金作恐怖主義用途，而有關的嫌疑人均以國籍為衡量的指標。

大家當然了解在港居住的巴基斯坦人士不可能統統都是恐怖分子。

銀行界當然明白到這種歧視行為會帶給對方很多麻煩。但既然可以減少自己的麻煩，何樂而不為。同一理由，法國政府亦打算要求回教婦女在某些特定地點揭開面紗。

不論我個人是怎麼樣極力反對歧視（坦白說，我確實非常歧視所有不時帶着歧視眼光的其他人），既然歧視是存在於社會是普遍現象，經濟分析結論會認為它對社會從某方面必然產生貢獻。

首先，通常是多數人歧視少數人，去把誤會弄清楚的責任便暗地裏落在被歧視的人身上。由少數人去解開其他人的無知，交易費用會較低。同樣地，在報紙上，由較少數的公司登就業廣告比起由求職人士一起將求職信作廣告登在報紙上，廣告費肯定低得多，而報紙亦不用這麼厚。

所以歧視便成為一項制度，界定那一方要負上責任來澄清因信息不對稱所引致的麻煩。

克制自己越軌 珍惜親人

另外，正如拉登把居港的巴基斯坦人士「拉落水」一樣，若我公然犯法，最後，和我有關係的家人和好友亦難避免遭人歧視（東野圭吾在其作品《信》亦觸及這個話題）。犯法不單止要我付上代價，其他關心我的親人亦要替我付上代價。從經濟出發，制止犯罪需由代價着手。親人和朋友的存在，犯罪帶給我的代價又何止入獄這麼小。

在信息費用的局限下，我不會預期世人統統會明白自己。但只要出現一個知己，我亦會把他（她）的福利計算在內，克制自己越軌的行為，歧視本身不會增加我們對其他陌生人的認識，但它會令我們更珍惜身邊的親人。

80後要改世界 須感覺＋頭腦

從經濟分析角度看，公民黨和社民連以「五區公投，全民起義」這個口號作宣傳，目的在於激發市民投票意慾，望能採集有力事實，證明自己的政治角色在市民眼中有穩固地位。

若然大家預期整個補選過程需耗用一筆可觀的公帑，這亦只不過意味着尋找證據的信息費用將會非常龐大。這是否代表浪費？

高鐵正反方 各表述欠溝通

我個人無權評論，但畢竟投票結果將會給大家帶出定論，總比高鐵爭拗有意義，支持和反對撥款雙方在整件事情中，都沒有提出甚麼證據來支持己見。

80後具膽識地提出不滿，我覺得這是生命力的表現，比苟且了事來得精采。但青少年缺乏經歷，對社會整體運作未能徹底看透。所以，反對之聲只能反映他們心中的感覺。

我絕不會否定他們的感覺，但感覺必須加上腦袋方可改變世界。

另一方面，支持撥款的人士不停把自己的希望包裝成為理由。他們只不過誠實地告訴大家，他們非常希望高鐵可以增加商機和就業機會，但又從來沒有在80後面前解釋這項基建，在甚麼情況或條件下可以引發雙贏的結果。

盲目的希望或渴求又怎能夠滿足80後的要求？今天讓我給大家說一個能源與糧食的真實故事︰環保和潔淨能源非常動聽，美國政府十分支持汽油代替品的開發，而乙醇Ethanol是他們看重的產品。

環保策略 能源與糧食失衡

乙醇因為可以從穀物提煉出來，故此美國農業部於05年用90億美元來資助當地農夫，而提煉生產商亦可以從每生產一加侖乙醇來換取美國的政府半美元的稅務回贈。結果，至06年底，已經有110所提煉廠運作。

它們大大增加對穀物的需求，令到大麥的價錢由06年夏季3美元一桶升至07年春季的4美元一桶，繼而又令到很多農夫改種大麥，其他的農作物，例如小麥、大豆、粟米和大米生產量於是大減。

這是香港人食貴米的原因。穀物價格上升亦增加雞牛飼料的成本，肉類價格上升亦由此而起。

把一座普通的Suv入滿乙醇，大約需要從450磅的大麥提煉出來，這個數量的大麥大約可以維持一個窮人的一年食糧，沒有人能夠想到美國環保政策會帶來全球糧食危機。

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Tequila的產量亦會下降。原因是Tequila的製造需要一類名為blue agave的物質。這種物質是從仙人掌找來，大麥的價格上升亦令到仙人掌的種植減少。故此，Tequila的價錢將逐漸增加，可能有助減少醉駕交通意外。

衝擊立會與輸波球迷 有何分別？

讓我們今天把上周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與輸波球迷上街騷亂這類行為作比較，後者可能因為賭波輸清身家需要發洩，繼而選擇破壞公眾秩序。這些事情慣常發生，並不稀奇。

從這單一角度看，反高鐵人士的反應與輸波球迷無異，後者更有可能會襲擊輸波的球隊。但襲擊贏波球隊成員和破壞球場試圖阻止球隊完成賽果，又或者因為輸波要求重賽，則世間少見。

高鐵舌戰 議員如球場競技
這意味着這班反高鐵人士並不是球迷渴望贏波這麼簡單。所有賽果都必定是在遊戲規則約束下的結果，怎麼激烈的球迷都不會選擇改變球例來使到自己支持的球隊獲勝。球例本身替所有球賽奠定基礎。立法會議員互相舌戰只不過是在公眾面前施展「球技」的表現，而議員「拉布」亦是在沒有犯規的條件下進行，完全合乎遊戲規則，之後泛民議員離場抗議亦是代表他們承認在既定規則下「輸波」了。

為何泛民議員不選擇在場內包圍其他投贊成票的議員？自己人數少固然是一個明顯的局限，但最重要是他們的飯碗和角色完全建立於立法會現行的運作模式上。所有贊成和反對撥款的議員都需要現行的遊戲規則方能發揮貢獻。他們所作出的貢獻從來並不是驅使某一項結果得到通過，而是確保任何一項結果都必須經過一些大家承認的遊戲規則才能產生。

「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強調「一步一步，改變香港」，動機源於「對鄰舍、環境、大自然，以及整個香港社會的關懷。」相信自己的觀點能夠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是獨裁統治者誕生的必須條件，是毀滅民主的殺手。

民主關鍵 蒐意見增準確性
民主的重要性在於不同意見可以聚集一起，增加資訊的準確性，公開市場具備民主的條件。任何人都有權參與表達意見，你認為價格會再升的話，你大可下注投資來表達你的想法。其他人跟你的想法相反，他們可以選擇離場或拋出之前買下的資產。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實例證明社會發展需要到市民關心社會，因為一個人要明白整個社會涉及的交易費用實在過高。社會的運作依賴我們分工合作，或從事專業生產，但同時這亦令到我們對其他方面的理解開始減少，社會發展和信息費用往往同步上升。中央政府以行政手法來管理國家亦會面對和了解信息費用加劇的局限，單靠「關懷」，但缺乏「了解」又怎會成事？

長遠價值難衡量 高鐵推銷難

在高鐵撥款議案中出現的意見分歧，都不斷把669億元撥款和遷拆菜園村這兩個問題混淆一起。而報章往往把討論轉移到80後的所謂激進行為上，實在令人費解。今天讓我把事情拆成兩方面討論︰集資問題、和資源使用的改變。至於「一地兩檢」上，只要中國政府願意授權持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在港執行出入境手續，問題便自動得到解決。

何不發債集資 或私人參建

有一位90後的中三學生提出政府應把公帑花在刺激新界發展上，這是一項清晰和具建設性的意見。但另一位80後理大學生的批評則缺乏見解，他問及「為何要花大筆公帑去幫助有錢人？」只要杜絕中飽私囊的出現，在今天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政府開支可以改善本地工人就業，增加窮人收入。既然公帑源於納稅人的荷包，有市民不願把公帑用在興建高鐵亦不足為奇。那麼政府大可以考慮發債集資，由那些相信高鐵有利可圖的投資者分擔建造費用，又或者港府可作中間人，要請私人承辦商參與計劃，把高鐵轉為私人投資項目，到時，建造費用還有可能大大低於669億元。棘手的問題在於權衡資源（土地）使用的價值和代價。支持興建高鐵的人士都呼籲大家放眼香港長遠利益，這談何容易。

計高鐵長遠貢獻 談何容易

大家可能都會經歷過在商場尋找洗手間的遭遇，這些洗手間免費供人使用，不會替商場賺取盈利，但又需要打理，試問這些洗手間的建造對商場整體生意的貢獻有幾高呢？世上沒有一位經濟學家能夠解答這個問題，商場管理答不出。這樣看，港府又怎能估計高鐵對香港長遠利益會作甚麼程度的貢獻。所以，當鄭汝樺聲稱高鐵將來會替香港每日帶來500萬元經濟利益，市民只會把這數據作科幻小說處理，但保留菜園村帶來的價值亦一樣模糊。

80後五區苦行跟元旦遊行發生的騷亂手法上雖有明顯分別，但表達的信息卻不大明顯。據報導，五區苦行「激發青年人的不滿」，代表年輕人「保護田園生活，保育舊區」的承擔，代表他們「對鄰舍、環境、大自然以及整個香港社會的關懷」。我沒有懷疑這班「苦行者」的動機，「行動背後只因熱愛香港，叫人感動」，我亦同意。但他們的行為不能被用來量度遷拆菜園村所帶出的代價。宏觀來說，他們反映的信息比起鄭汝樺的每日500萬還要差。因此老練的議員絕不會把年輕人的關懷帶到立法會上討論。

元旦遊行騷亂 招兵買馬把戲

由泛民主派發起的元旦遊行，最終變成騷亂衝突事件，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學者從現代青少年心態着手分析，結論是警力過多成為觸怒示威者的原因，但同時後者缺乏克制力也是原因之一。經濟學不是心理學，不懂怎麼樣探索「心態」這類內心問題。像樣的經濟分析絕不會把「心態」指為觀察到的情況來解釋某些行為的出現。

反對聲音多雜亂 難定主題
遊行當日，反對之聲多而複雜，令到整隊遊行未能清楚地反映任何一個聲音，包括社民連針對中聯辦的抨擊。元旦遊行希望表達的其他要求有：釋放劉曉波、改善扶貧、反對在蕉徑老圍村內興建骨灰龕、反對市建局黑箱作業、反對政府漠視雷曼苦主聲音、協助少數族裔就業、增加家暴外展工作隊、增設老人院舍、反高鐵、為性傾向歧視立法、反對港府浪費公帑，以及民間電台要求司法覆核。

在這情況下，當日遊行對每項反對聲音所能作出的貢獻，便難以界定。

泛民藉上街人數 提出要求
泛民主派發起大型遊行，希望利用遊行人數來表達泛民主派自己提出的要求。當然泛民會堅持他們提出的要求純粹代表港人的要求。但這次遊行中的多方聲音卻在大家面前指出泛民的要求未必具代表性。同一理由可以解釋到為何從事金融業的人士平均薪酬比起製造業裏的從業員為高。金融買賣依賴個人眼光，但製造則需要團隊合作，令到個人表現較難量度。

不滿現狀青年 社民連票源
今次市民對泛民的支持亦較難從遊行人數中量度出來，因此，個別泛民極之需要拿出證據來顯視它們受市民支持的程度。最後在中聯辦門外發生的騷亂和焚燒共產黨旗幟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民連的救星。

再者，經濟分析假設所有行為是基於理性選擇。而我們大家都會理性地明白到不論中聯辦內外發生甚麼程度的騷亂也絕無可能影響中央政策。因此，中央政府絕不會是這場SHOW亂的目標觀眾。我個人猜測這只不過是招兵買馬的把戲，對象是不服現狀但又自覺難以克服經濟不景的一群。

黃毓民的一句：「你想班年輕人去索K還是去衝擊中聯辦呢？」大概忠實地正在反映他的目標觀眾。他們代表着的潛在票源亦可以替決定參與五區總辭的議員鋪路，方便後者順利返回立法會。

另一方面，對於其他沒有參與總辭的議員來說，在短期內這些潛在票源跟他們無關。所以，民主黨何俊仁刻意與社民連劃清界綫，表明激烈行為並不代表整體遊行人士。